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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消費結構的典型事實

經過改革開放后30多年的發展，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的結構特征發生了較大變動。主要表現出以下典型結構性事實和階段性特征。首先，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消費支出占比呈現波動下降，但是城鎮居民下降幅度要大于農村居民降幅。2011年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40.4%，而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36.3%，仍然比城鎮居民高出4.1個百分點。其次，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交通通訊、醫療保健、文教娛樂等消費支出占比都有較大幅度提升。其中城鎮居民交通通訊、醫療保健、文教娛樂等消費支出占比分別從1990年的3.17%、2.01%、8.78%提升到2012年的14.73%、6.38%、12.20%，分別增加了11.56、4.37、3.42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交通通訊、醫療保健、文教娛樂等消費支出占比分別從1990年的1.44%、3.25%、5.37%提升到2012年的12.06%、9.49%、8.23%，分別增加了10.62、6.24、2.86個百分點。總體而言城鎮居民交通通訊、文教娛樂的消費支出占比和增加幅度要大于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整體狀況，但是在醫療保健支出方面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占比要大于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占比。再次，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比都有較快提高，但農村居民該比重偏高。城鎮居民居住支出占消費的比重從1990年的4.76%提升到2012年的8.90%，增加了4.14個百分點，同一時期，農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比則從17.34%上升到19.47%，增加了2.13個百分點。根據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系數的大小可以評估居民消費結構演變的整體狀況及趨勢，從新的視角認識中國居民消費的典型事實。計算公式為q=∑|cij－ci0|，其中q為結構變動系數，cij為報告期不同類型商品和服務消費支出的占比構成，ci0基期同類商品和服務消費支出的占比構成，i為各類商品和服務，j為時期。系數q值越大，說明消費結構的整體變動的幅度較大;反之，消費結構的整體變動的幅度越小。一般而言，消費結構的整體變動的幅度較大，說明消費結構處于升級階段?；谥袊?990－2010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各類商品和服務支出占比構成指標，分段計算和評估中國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的整體狀況及趨勢。從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系數來看，具體而言，2000年之前時間段消費結構變動不斷加快，2000年之后有所放緩，而從促進消費結構變動的影響因子來看，2000年之前促進消費結構變動的主要貢獻因子主要是食品、衣著和交通通信等結構因子，2000年之后居住和醫療保健等因素發展成為驅動消費結構變動新的貢獻因子。總體來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趨勢值存在著與城鎮居民相似演變軌跡，同樣以2000年為間隔時間點，整體結構變動趨勢值之前呈加快態勢，之后呈放緩態勢，所不同是從時間序列上看，城鎮居民結構變動系數呈現逐漸下降態勢，而農村居民在進入21世紀后仍表現較大的結構變動幅度。從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的影響因子來看，2000年之前促進消費結構變動的主要貢獻因子主要是食品、文教娛樂和交通通信等結構因子，2000年之后居住和醫療保健等因素發展成為驅動消費結構變動新的貢獻因子。

二、基于結構因子視角下的居民消費率下降成因分解

(一)一個簡單分析框架由前文基于總量特征和結構特征視角的中國居民消費水平的典型事實的分析可知，我國居民消費率存在系統性偏低。那么，究竟是哪些影響因子造成的呢?我國居民消費率主要決定因子是什么?居民消費率是居民商品和服務的最終消費支出與支出法GDP比重，該指標反映了居民消費需求在總需求中的結構占比狀況。

(二)基于因子分解的分析基于上述分解公式，可以綜合解構分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消費率的波動下降，是哪些影響因子起了主要作用?中國消費占GDP比例較低，特別是居民消費所占份額較低，居民消費需求長期不振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較低且不斷下降。從2000年到2007年，日本和韓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也有所下降，但是其消費占GDP的比重波動不大，基本上保持了常態消費水平，而支撐居民消費需求和消費水平的關鍵要素是居民儲蓄率的降低，儲蓄率的降低可以彌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降低對消費波動的影響。根據郭凱和帕帕•恩迪亞耶(KaiGuoandPapaNDiaye，2010)測算，在1992年至2007年期間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顯著下降。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百分比從1992的59%降低到最近時期的53%。而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反映了勞動報酬、實際工資、財產性收入、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金以及個人稅收支出等居民收入流和支出流的增加或減少的不同增長狀況。而同一時期，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收入占總國民收入比率是提升的。勞動報酬是居民收入的至關重要的構成部分，從勞動報酬所占份額的演變來看，郭凱和帕帕•恩迪亞耶(KaiGuoandPapaNDiaye，2010)根據資金流量的時間序列數據測算，中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從1997年的54%下降到2008年的不足49%。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結構格局演變主要反映了中國經濟一個特征事實:即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GDP增長所帶動的就業增長疲弱，這進一步抑制居民收入的增長。就業增長疲軟與經濟高速增長的不對稱增長格局和中國凈出口和投資驅動的傳統增長模式密切相關。這種增長模式更多是促進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以各產業就業所占比例指標來看，2000年中國服務業占總就業比重為27.5%，而世界平均的服務業占總就業比重是39.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4個百分點;到2010年中國服務業就業比重提升為34.6%，而世界平均水平也提升為44.9%，中國服務業發展滯后。

從微觀層面上看，結合中國經濟特征事實，中國居民消費率可以理解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率的加權平均值，微分等式意味著居民消費率的時間序列變化可以分解為:(a)來自城鎮居民消費率和農村居民消費率變化，(b)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份額的變化。伴隨著中國人均GDP高速增長，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獲得顯著提高，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從1990年的1510.2元提升至2011年21809.8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也從1990年的686.3元提升至6977.3元。但是中國居民的收入增速跟不上GDP增長速度，反映了中國居民消費占比不斷下降。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1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例呈現一直在持續下降之中。從1990年的91.7%降至2011年的62%;在同一時間段，農村居民占比也從41.7%降至19.8%。從宏觀層面上看，國民收入部門占比演變狀況由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決定。在資金流量表中，住戶、企業和政府等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額趨勢值主要取決于收入的初次分配環節。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3)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計算，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從1992年的65.4%降至2011年的60.7%，下降了約5個百分點。從再分配視角來看，收入再分配指在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礎上以社會保險福利、社會補助等轉移支付的方式進行的收入分配。1992－2001年中國居民部門再分配收入占比高于初次收入分配占比，居民部門從再分配中得益。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居民部門的初次分配收入占比與再分配收入占比之間總體而言，前者高于后者，說明居民部門在再分配過程中受損。與居民部門情形相反，政府部門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占比總體上呈波動上升趨勢，特別是經過再分配環節后，政府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地位進一步提高，如2011年政府部門初次分配收入占比15.4%，經過再分配環節，收入占比提升至19.2%，提高了3.8個百分點。

三、結論

綜合以上分析，收入占比是造成我國居民消費占GDP份額系統性偏低的關鍵影響因子，而擴大居民消費，提高中國居民消費率的一個重要政策框架就是進行制度設計以實現提高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作者：張曉波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