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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金融的發展歷程
2019年是我國成立的70周年,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中國奇跡。但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城鄉差距不斷加大,農村經濟明顯滯后于工業化進程。農村金融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點和基石,在解決“三農”問題、繁榮農村經濟、推進鄉村振興和建設現代農業中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農村金融的發展和改革卻問題不斷。國內學者對農村金融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總結和分析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金融理論研究的進展,展望農村金融未來的研究方向,對未來農村金融政策的制定和農村金融戰略重點的部署都有重要意義。從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接管農村金融業務,并在之后進行商業化改造,突出商業屬性,到1994年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設立剝離中國農業銀行的政策性金融,再到1996年農村信用社從中國農業銀行中脫離,恢復合作金融組織屬性。這一階段農村金融市場論逐漸興起,理論重視市場機制作用,排斥政府干預,主張由市場決定利率水平而不是由政府管制。主張盡量從農村內部籌集資金,反對外部注入。提出采用市場化手段提高農村信貸回收率,保持農村金融的自我可持續性。鼓勵金融機構的競爭,認為對金融機構的保護和管制措施是沒有必要的(王曙光,2015)。20世紀9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所爆發的一系列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使得經濟學界開始反思完全的金融自由化所帶來的消極后果。農村金融市場不完全競爭論也應運而生,提出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預有助于彌補市場失靈(殷本杰,2006)。在農村金融發展初期政府有必要對金融機構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和管制,并適度介入非正規金融,以提高非正規金融效率。2005年農村金融改革進入創新階段,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調整,明確了微觀層面推進農村金融改革的思路,放松民間資本的準入限制,激發農村金融市場活力,創新農村金融產品。之后農村金融市場不完全競爭論仍是主流理論,強調農村金融發展后期政府應逐步放松管制,鼓勵競爭。認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可大幅提升農村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葛永波等,2011),提出利用擔保融資、使用權擔保以及互助儲金會等回收資金,改善信息非對稱(高圣平,2014)。主張政策性金融應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不能妨礙正當的金融市場競爭。
二、農村金融的核心問題——金融抑制
在農村金融發展、改革與創新的過程中,各種問題不斷顯現,金融體系和組織的不健全、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農村居民的借貸行為扭曲,追其根本是因為金融抑制。在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農村金融抑制現象十分嚴重,從表現形式來看,農村金融抑制可以分為供給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兩種。
(一)供給型金融抑制供給型金融抑制是從資金供給角度研究農村的金融抑制現象,主要由于缺失、不適當或過度的金融制度、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務等原因而導致的資源配置不合理,從而產生的資金供給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農村金融機構呈現供給抑制性。出于對利潤最大化經營目標的考慮和對農業經濟高風險特征的規避,大部分商業銀行已經退出了“三農”領域,從農村陣地中逐步脫離。而政策性金融機構——農業發展銀行支農范圍有限,在改善農業金融有效供給和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并未起到有效作用。同時,現階段國家對新型金融仍持嚴格管制態度,小額貸款公司、民營銀行、村鎮銀行的準入門檻高,限制條件多且審批復雜,金融管制使金融機構不可避免的呈現抑制性(楊軍和高鴻齋,2015)。二是農村金融資源配置呈現供給抑制性。未退出“三農”領域的金融機構一方面吸收農村存款,壓縮農業貸款,將資金貸給非農企業,導致農村地區資金外流,農業資金向其他行業轉移。一方面對農業借貸存在“理性排斥”行為,導致農村金融出現“市場失靈”(程惠霞,2014),收入越低的農民越難以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受到的金融抑制程度越大,大量的農村金融需求被排斥在金融市場之外(王小華等,2014)。三是農村金融服務呈現供給抑制性。農村居民礙于受教育水平和對外溝通的限制,對現代金融服務了解較少,缺乏認識,金融知識的普及和有針對性的金融服務會讓農民感覺到金融的方便快捷,激發農村居民和企業對現代金融的需求。但是,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品種單一、手段落后,在許多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提供給農民的金融服務仍局限于傳統的存款和貸款,阻礙了潛在需求的激活。
(二)需求型金融抑制需求型金融抑制是從資金需求角度研究農村的金融抑制現象。主要由于農村市場化程度低、農村金融體系不健全等原因導致了農村對正規金融組織借貸資金需求不足(高帆,2002)。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農村生產性和消費性借貸需求抑制。首先,我國小農經濟歷史悠久、根深蒂固,農民自給自足,商品化和貨幣化程度低,對借貸資金的需求強度遠低于城市。其次,近年來農產品市場低迷,農業資金投資回報率遠低于其他行業,農民不愿意向金融機構借貸做不盈利甚至賠本的經營,導致農民、農村企業涉農生產積極性降低(曹立群,2000)。再加上大量農戶外出務工,務工人員獲得非農收入對農戶借貸具有很強的替代性(陳鵬和劉錫良,2011)。二是正規信貸需求抑制。吳雨等(2016)運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從農戶信貸渠道偏好角度對農戶信貸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在中國農村信貸市場有信貸需求的農戶中,偏好非正規信貸渠道的農戶比例非常高,正規信貸需求缺乏。成思危等(2005)提出,我國農戶自給自足、不愿借款的觀念隨著時代的發展在逐漸改變,但向親友借款而非正規信貸的比重仍比較大。農村非正規金融對正規金融有替代效應與擠出效應,從而形成了正規信貸需求抑制。
三、農村金融抑制的形成機理
由于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等特征,深入分析金融抑制的形成機理,對癥下藥才能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尋求突破口。追究我國農村金融抑制問題形成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交易成本在農村金融市場中,借貸雙方的交易成本都居高不下,農村金融機構顯性交易成本和隱性交易成本均高于城市金融機構(朱粵偉,2007)。我國農村人口密集度低,客戶相對分散、單個客戶信貸規模小、交通通訊設施落后,這些自然環境是造成農村金融交易成本過高的客觀因素。農村金融市場信用中介的缺失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加重了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居高不下的現象。農村金融機構自身體制和自身制度的缺陷,也是交易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高昂的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抑制了金融機構的供給熱情和農戶對資金的需求強度。
(二)風險因素在農村資金的供給中,金融機構除了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還要面對農村金融的高風險性。首先,農業生產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和不穩定性,生產項目受自然和市場影響較大,不可抗力因素較多,這是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其次,為了預防信用風險,金融機構在給農民這一類缺乏信用信息和信用記錄的人發放貸款時通常要求有抵押物做擔保,雖然農民擁有土地、住房等實物,但是由于沒有土地使用權流通市場,農民無法用土地作擔保,缺乏有效的可抵押物(韓俊,2003)。再次,農業信貸主要以非生產性信貸為主。近年來,我國農村留守老年和兒童問題日益嚴重,勞動力大量進城務工,農村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為了滿足生存需要,農村貸款中非生產性借貸占據很大比例,而這一部分借貸是沒有明確還款來源的(周立,2007)。最后,金融機構還面臨農戶主動違約風險,由于農戶居民借貸的自償性較差(何廣文,1999),違約成本較低,涉農貸款不良率一直居高不下(丁志國,2011),使得金融機構不愿意也不敢插足涉農貸款。
(三)市場機制完善的農村金融市場機制可以推進農村金融從抑制狀態向深化狀態轉變,從而實現農村金融市場化。雖然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在規模上已經取得了突破,但是農村市場機制并不健全。一方面市場機制不健全所導致的制度供給不足、資源配置機制不足阻礙了農村金融資源的聚集、就地轉化以及使用效率的提高,以致供求渠道不暢和農村金融風險等問題(夏國強,2014)。以行政導向與市場引導交叉融合的農村市場機制,在金融產業組織、市場格局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缺陷,對農村金融市場化的推進是非均衡的,忽略了農村的金融服務需求與市場化的關系,導致了農村金融市場運行失范、價格失真(侯國棟,2017),這也是引起我國農村金融抑制、供給失衡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市場機制不健全所導致的農村金融機構競爭不充分,農戶可選擇的正規金融機構范圍狹少阻礙了金融服務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提升,阻礙了農戶潛在需求的激發和收入的增長(林毅夫,2003)。(四)信息不對稱在我國的農村信貸市場上,貸款人很難收集到有關借款人的還款意愿、能力、風險偏好等方面的信息,對借款人貸款的使用情況更是難以監督,導致農村信貸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突出,極易產生信用風險。大量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中,金融機構與農戶之間明顯的信息非對稱是農戶信貸違約率居高不下的一個主要原因(王冀寧和趙順龍,2007;丁志國等,2014)。農村金融市場借貸雙向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使命漂移”及衍生的錨定效應,使農戶長期遭遇正規部門的金融排斥(吳本健等,2014),這也充分解釋了銀行機構的惜貸行為和農民貸款難的問題。綜合來看,國內學者對金融抑制形成機理的研究數量較多,理論化程度相對較高,系統性較強,主要使用數理模型分析。對農村市場機制的理論研究主要基于信貸合約模型,模型的負責程度較高。對農村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研究與國際主流研究接軌,主要使用了博弈論、信息經濟學、機制設計等理論。多數側重從微觀農戶、金融機構角度入手,對中觀金融市場機制的研究相對較少,對中國不同地區農村金融的區域特征以及交易成本的時序變化的研究也較少。
四、農村金融的改革深化路徑及成效
我國農村金融相對于城市金融的發展落后,拖住了我國城鄉一體化的步伐,阻礙了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因此,推進農村金融改革、緩解農村金融抑制、完善農村金融市場以及各種改革創新是否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也是近年來農村金融理論研究的重點內容。
(一)金融深化農村金融最根本的問題是金融抑制,金融抑制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場機制不健全。增量金融發展以后,我國開始更注重金融的深化。首先是推行利率市場化改革。我國從1993年提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初步設想,1996年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農村金融利率市場化改革雖是大勢所趨,但對于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成效卻有不同意見。一種觀點認為放松利率管制將很大程度上消除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擠出效應,利率市場化大幅提高了農村正規金融機構有效功能的發揮(許月麗,2013)。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利率市場化效果并不如預想中的好,是因為農村正規金融機構沒有將調整利率作為手段來彌補貸款存在的潛在風險,價格配給仍占據各經濟區間的主導位置,利率市場化沒有明顯的提高資金配置效率和改善供給抑制(許承明等,2012)。然后是降低市場準入門檻。農村金融領域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缺乏市場競爭機制,需降低市場準入限制,培養和鼓勵多元化競爭主體,擴大金融供給和金融服務,提高農村有效融資需求的可獲得性。有學者通過對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觀測及對觀測數據分析發現,市場開放可以降低農戶的信貸約束,特別是對有還款能力農戶的信貸可獲得性提高尤為顯著,它能滿足這部分農戶的有效信貸需求(黃惠春和褚保金,2011;張兵等,2015)。同時,降低農村金融市場準入限制提升了農村金融機構競爭力,提升了農村金融機構信貸技術和服務方式的創新行為(董曉林,2015)。最后是發揮農村產權的資本功能。實踐表明,農地抵押的信貸供給效應已經初步顯現,土地權不僅提高了制度信任在商業銀行風險控制中的重要性,還降低了商業銀行對人際信任和社會資本的過度依賴,通過促進人際信任向制度信任的模式轉換,提高農戶信貸可得性(米運生,2015)。但農地抵押相關法律并不完善,農地抵押貸款發生率偏低,修訂限制農地抵押權的法律和完善農地抵押制度能有助于改善這部分具有潛在信貸需求農戶的信貸條件。
(二)金融約束金融約束理論認為,由于金融監管者與農村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管理者與市場主體之間存在隱蔽的動態博弈。因此,金融管理部門只有通過建立普遍的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機構人為地創造租金機會,才能對其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一方面要創造壟斷租金。許多學者認為在漸進式經濟改革中,金融自由化在我國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金融約束仍然符合中國的現實需要(陳超,2002)。金融抑制中的很多問題可以通過金融約束進行有效解決,更好地發揮農村金融機構的支農功能(殷本杰,2006)。粟勤和王少國(2014)選取我國西部某一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機構(農村信用合作機構)作為研究對象來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從宏觀方面來看,適度的金融約束政策不僅可以作為提高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相對有效性的基礎,還能促進其持續發展,并且引導資金回流。另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服務扶持。政府要通過加大信息公共服務來彌補農村信貸市場失靈,使貧困農戶能夠參與金融市場。已有的研究發現,公共服務能夠降低農村金融機構的交易成本、固定成本和經營風險,在吸引了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建立金融服務網絡的同時,也降低了貧困農戶的金融“入門門檻”,促進普惠金融的形成,對農村金融抑制起到了緩解作用(何志雄,2015)。
五、農村金融未來的研究方向展望
未來的農村金融研究應該從對農戶和農村金融機構等微觀主體的研究中跳出來,站在助力農業發展的角度,統籌考慮農業生產、農業人口轉移、農民生活等相關金融領域。本文認為主要分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確定農村金融改革方向。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有序流動對農村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市場化不僅是資金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需要,還有助于重構農業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和組織機制。所以,未來農村金融研究仍然要堅持市場化這個大方向,研究如何發揮市場在資金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第二,改革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傳統農業是一種分散化的決策過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生產的專業化程度低、服務社會化程度低、農業的技術貢獻度低。所以,未來應研究如何改變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快速建立以產業化、集約化為特征的適度規模經營體制,發展農業龍頭企業、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并不斷延伸農產品生產鏈條。第三,發揮金融對城鎮化的助推作用。一方面,應重新審視農村經濟體系與縣域經濟之間的包含與被包含關系,摒棄傳統思維對農村金融的狹隘理解,發揮縣域金融對對農村人口城鎮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應積極探索農村轉移人口城鎮化過程中教育、醫療、就業等領域的金融制度、政策和服務支持,發揮金融對城鎮化的助推作用。第四,建立農村普惠金融供給體系。在農村地區建立以農戶為服務對象的普惠金融體系是未來農村金融研究的重要方向。應完善農村金融市場基礎支撐體系,加快農村征信體系建設,促進農村資產市場發展。加大農村基礎金融服務體系建設力度,加強政府在基礎金融服務體系建設中的核心地位,鼓勵農村消費性金融市場的規范發展,為農戶提供多種形式的創新性財富管理產品,不斷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作者:李存 祝國平 單位:吉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