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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理論界普遍把語音層看作文學作品的第一層次。以影響廣泛的《文學理論舉要》(童慶炳主編)為例，就把文學作品分為語音層、語法層、語象層，認為語音層是文學作品的第一層次。把語音層看作文學作品的第一層次，包含三種可能性含義;一是在文學文本中語音是決定性首要因素;二是在鑒賞接受中語音是首先呈現于讀者的因素;三是兼具前兩者含義;第一種含義最根本.其實不論在哪種意義上，對漢語文學作品而言，“語音第一性”原則都是值得懷疑的。

對文學作品作嚴格科學意義上的要素分析、結構分析，是近代以來借鑒西方文藝理論的結果。中國古典文論把“文”(文章、文學)看作氣韻生動的有機體，它是包含“神”“氣”“骨”“韻”等范疇的生命性現象，而非由不同要素組成的結構性存在。把語音層看作文學作品的第一結構層次(即把語音要素看作文學作品的首要因素)，這種觀點是與科學分析方法一起引進的舶來品，英伽登(Ingarden)對文本的結構分層則是其直接的理論來源。英伽登把文學作品分成四個層次:語音層，意義單元層，再現客體層和圖式化觀相層，這四個層次之上還有形而上質.他認為語音層次決定后三者尤其是語義層的存在，是文學作品首要的決定性因素。與象形的漢字不同，西方語言是拼音文字。語音在整個語言王國中居核心地位，以至于在西方語言文化世界中形成“語音—邏各斯”中心主義，成為貫穿西方文化的語言軸心并被德里達等人所抨擊。在這種語言文化背景下，西方文學理論把語音層看作文學作品第一層次、把語音作為文學作品的首要因素，就不足為奇了。

文學作品“語音第一性”原則產生于“語音—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拼音語言文化世界，它固然切合拼音語言文學作品的實際，但是否也適合象形文字的漢語文學作品呢?“語音第一性”原則能否跨出拼音語言世界、在象形的漢語世界中安之若素而不受懷疑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鑒賞接受文學作品的感性體驗中，我們就能發覺，漢語作品呈現給我們的“第一要素”不同于拼音語言作品首先呈現出來的、明確清晰的音韻音節，而是或明或暗的畫面、景象。僅有感性體驗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深層的學理分析;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則是探討象形的漢字與拼音文字，漢語與拼音語言建構的不同以及語言建構后隱含的思維方式、文化心理的差異。

一漢字是象形文字，最初起源于對事物的擬跡仿形。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道:“黃帝之史倉領見鳥獸蹄痕之跡……初造文契”。《易經•系辭傳》亦載:“古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觀象于天，俯者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雖然是對八卦符號及其64卦象起源的記載，卻也完全符合漢字發源之際原始人擬跡仿形的圖畫活動，描繪了原初文字創制的情形.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創造的圖形畫像日益豐富，逐漸定型，原初文字出現規范化和簡約化傾向，“文”字出現就表明這一點。“文”者，紋也，指花紋、圖紋，它顯示了最初的圖形畫像向圖紋花紋過渡、再由圖紋花紋向成熟象形文字過渡的簡約化軌跡。成熟定型的漢字積淀保留了創造時擬跡仿形的“形象”因素，表現出鮮明的象征性特征。這可以從漢字的構造特點、漢字與“象”的關系兩方面進行考察。許慎對漢字進行共時性靜態分析，研究漢字的造字方法，歸納為“六書”。他在歸納六種造字方法的同時，也把漢字分成結構類型不同的六類:象形字、會意字、形聲字、轉注字和假借字，前四種是基本類型文字，后兩種是補充性文字。象形單字(如“羊”“馬”“山”等)最能體現漢字擬跡仿形的象征特征，是構成其他五種類型漢字的核心和基礎。指事字(如“本’，“末’，“刃”等)是在象形單字上加標志符號表示難達之意;會意字(如“明”“塵”“體”等)、形聲字(如“核”“聞”“轉”等)把兩個或多個象形單字益加，在多重形象的碰撞、融合中產生新的意義。因其擬跡仿形的造字方法和象形的結構特征，漢字與人的視覺思維直接關聯。一個象形單字是一幅圖象畫面，也就是一重視覺形象，會意字、指事字、形聲字則是在一重視覺形象基礎上把同類或異類感覺形象疊加，以象形表愈的視覺思維方式表現視覺形象、聽覺形象、觸覺形象，并在形象重合中呈現意義，以表示復雜的事物和抽象的觀念。

拼音文字的產生，是借用象形文字符號加以改變后記錄語音、指涉意義的.這種借用把視覺的字符應用到聽覺的語音，跨越兩種不同的感覺類型，其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其關系的建立需要人為建立一種對應原則，以無意義的字母符號標識語音、指涉意義。這種對應原則是人為活動的結果，是主體給世界設里一種秩序，同時這種對應原則也使人類運用文字把握世界的語言活動由視覺思維轉向聽覺思維。象形漢字的字形與意義之間是一種彼此交融、共同呈現的關系，兩者共同包孕在“象”中并以“象”的方式呈現自身。拼音文字的字母喪失了與意義的聯系，與語音的關系也是一種沒有邏輯基礎的人為設備;由穿母組成的拼音語詞固然對應、展現了語音流向，但與意義之間仍是機械的指涉對應關系.如果說漢字是擬跡仿形，拼音文字則是擬聲仿音，漢字與所“仿”“擬”的“形”“跡”之間有一致的視覺思維基礎，語音與字形、字義也統一在這個基礎上;雖然拼音語詞的線性詞形展現了語音流向，但其字母與所“仿洲擬”的“聲”“音”之間卻沒有必然聯系，其指涉的意義也存在于詞形、語音之外的世界。

漢字作為“象形”文字，與漢語文化中“象”范疇有密切關系。漢字擬跡仿形，造字所依據之“形”“跡”是視覺思維對世界的直觀把握，是以“象”的形式實現的。這種“象”性思維與拼音文字的線性思維有重大不同。拼音文字擬聲仿音，依據線性的語音造就線性的詞形，而線性的詞形則對應線性的語音.作為聲音的存在之域—時間與聲音如影隨形，因而線性的詞形在對應線性語音的同時，也必然隱含時間的線性形式.拼音文字線性的語音，線性的詞形決定其意義呈現方式也是線性的.線性的意義呈現方式使意義在時間上具有鮮明的前后.在邏輯上具有明確的因果，這為以后西方文化分析興盛、理性昌明提供了語言基礎.漢字擬跡仿形，表現在形為方塊字，表現在音為單音節，它不對應線性的聲音和線性的時間.漢字的“象”性思維更多在“空間”領域展開，但又不是理性的純然的空間。時空概念的劃分是西方理性發展的產物，在漢字“象”性思維中沒有明晰的時間意識或空間意識，而是以混沌一體的現象整體把握宇宙世界，在所呈現的“象”中剎那間遭遇永恒，點滴中包孕萬有。漢字這種混沌的“空間”與卡西爾所謂“原始的空間概念”是相通的，他說:“對原始人來說，空間的概念即使在系統化之后，也總足與主體密切地結合著，它更多地是一個表達情感的具體的概念，而不是具有發達丈化的人所認為的那種抽象空間……它在性質上遠不是客觀的，可瀏圣的和抽象的。它顯示出自我中心的或人類學的特征，并且是植根于具體物和實際存在物的觀相學的原動力。”圖卡西爾以西方理性的空間概念衡量原始人的“空間”意識和思維特點，在古今對比中描繪原始人“象”性思維，并且指出這種思維與主體情感關系密切，在對世界觀照中不設定主體固定原則，但處處又染上自我的感情色彩，即“以物觀物”而非“以我觀物”。此種思維的結果，就是整個世界充滿詩性，天地與我同一。積淀保留在漢字中的“象”性思維就是人類最初階段的思維方式—詩性思維，這是人類最初、也是最符合自然感性的思維。中國文化詩性傳統與漢字的這種詩性思維方式有深層次淵源關系.

二文字的內部結構直接決定了文字間的外部聯系—語法關系.漢字與拼音文字內在結構的不同隱含了思維方式和表現方法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反映在兩種語言的語法上。漢字以象性思維直觀把握世界，在這一點上，古典文言的語法關系與漢字的建構方式保持高度一致.文言通過意象的疊加表達復雜意義，葉維廉先生認為具有視覺性，多重暗示性和電影蒙太奇效果.他分析李白詩“浮云游子意”句道:“李白這句詩的美感效果，是其使我們看到浮云與游于(及他的心靈狀態)。這兩個物象的同時呈現，一知兩個不同的鏡頭的并1(即艾山斯坦所謂‘蒙太奇’)，‘是整體的創造，而不足一個鏡頭加另一個鏡頭的總和。它之比較接近于整體的創作—而不同幾個部分的總和—是因為在這一類鏡頭的并里上，其效果在質上與各個分鏡頭獨立看來足不同的。’讀者的想象，由于兩個鏡頭的并1開始創作的活動，而在二者之間咦起第三層繁復的形象.”

葉維廉以詩歌為例，通過對比文言與英文的不同表現方式揭示文言語法的特點，概括有三點:一、中國詩少有跨句，每一行都是語意完整的句子;二、漢語沒有冠詞，沒有動詞詞尾，詩中少有人稱代詞，語言本身擺脫了這種限制性，使個人經驗回到共有的純粹經驗、純粹情境中;三、漢語沒有動詞時態，超脫特定的時間囿限，傾向回歸現象本身.[’J漢語發展過程中有文言衰微、白話興起的轉折。這一方面由于文言“物象重疊洲現象直觀”的思維表現方式在瞬間把握的信息有限，難以適應信息量激增的文化活動，一方面由于白話文接近口語，具有類似拼音語言的線性特征，可以在線性延伸中逐步拓展意義的空間，獲得更大信息量。所以，漢語的白話文作品一方面受漢字內部結構與文言結構影響，具有象性思維特征，一方面則在整體上表現出較文言作品更強的線性特征;相應地，因果邏輯，分析思維這些典型的線性語言特征在白話漢語中日益鮮明。但與拼音語言作品相比較，漢語作品和象形漢字的象性思維特征仍然占據醒目地位。

不同的文字建構不同的文本，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更集中地反映出這種差異.象形的漢字擬跡仿形.以側重視覺空間的“象”性思維直觀世界;拼盲文字擬聲仿音，以側重聽覺—時間的線性思維把握世界。作為語言，前者重具象后者重抽象，前者重感性后者重知性，前者重情感后者重理智，前者重直觀領悟后者重邏輯分析。在比較中不難看出，漢語象性思維的特點與人的審美活動是一致的，所以漢字是一種天生適合審美活動的詩性語言。在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諸種文學體裁中，詩歌的詩性最濃、審美要素最集中，小說則以結構見長、審美要素分散在線性長度中。漢字詩性濃郁，拼音文字理智較強，所以前者詩歌興盛，而后者小說繁榮;漢字講究瞬間的直觀感悟，拼音文字則是意義在線性中延伸，所以前者作品多短制，而后者作品多長篇.至白話文興起，特別是在近代以來漢語借鑒西方拼音語言的語法之后，情況發生很大變化.現代漢語采用拼音語言的語法規范，發展了已存在漢語白話文中、拼音語言所擅長的線性思維。一方面，這固然為漢語文學作品出現鴻篇巨制、表現豐富內容提供了便利條件，但另一方面，現代漢語文學作品已不如文言作品詩性濃郁了。但如前所述，與拼音語言文學作品相比較，漢語文學作品仍因獨特的語言表現出獨特的風格。

綜上所述，由于賴以存在的語言文字不同，漢語文學作品與拼音語言文學作品有諸多差異。這些差異既涉及表面的符號形式，也涉及符號背后隱藏的文化心理。不顧中西語言、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把西方文藝理論“語音第一性”原則直接套在漢語文學作品上，這是不符合漢語文學實際的。根據上文分析，如果說西方拼音語言文學作品是“語音第一性”，那么漢語文學作品則是“語象第一性”.這里的“語象”既包括漢字本身呈現的初步物象和意象，也包括文本整體呈現的整體物象和意象.“語象第一性”既指語象是文學文本決定性核心因素，也指鑒賞接受中語象首先呈現于讀者。其實，這個問題涉及中西比較背景下哲學、文學、文化學、語言學諸多內容，遠非本人所能力及。在此僅把問題提出，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