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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調查性報道；輿論環境；新聞輿論監督功能

【論文摘要摘要：自17世紀70年代調查性報道誕生以來，越來越受到新聞界的重視。二十世紀60年代以后，我國調查性報道的輿論環境日趨成熟，調查性報道在我國發揮著巨大的輿論監督功能。

一、調查性報道的概況

調查性報道是一種以較為系統、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機構以及社會中存在的其他新問題，并尋求解決方法為主旨的新聞報道形式。它利用長時間內積累起來的足夠的消息來源和文件，向公眾提供對某一事件，尤其是關系到影響公共利益的不正當行徑的強有力的解釋。[1

調查性報道包括揭露性報道和調研性報道。揭露性報道的重點是揭露政府官員、公司企業經理以及公共機構中管理人員的不法行為和丑聞。調研性報道其重點既非揭露某樁丑聞，也非追蹤某個特定的違法者，而是系統的調查探究政府機構、公司企業以及整個社會制度中存在的痼疾和缺陷。

由此可見，調查性報道的特征在于，媒體在報道中并不滿足刊登政府部門、執法機構和社會組織等常規新聞來源提供的信息--盡管這些信息也經常是調查性報道的主要新聞來源，但是他們僅僅是調查的起點，而非終點。

一般報道只報道個別的、孤立的、公開的突發事件的結果，而調查性報道則更為注重挖掘業已發生的新聞事件的內在的、隱蔽的聯系，并向公眾解釋這些內在聯系的重大意義。正如沃爾特．福克斯所說，調查性報道往往來自"新聞報道主流外所獲得的材料"，卻也經常是"一個記者能夠寫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報道"。[2他們潛藏在公眾日常談論的新聞事件之下，假如不是有敏銳嗅覺和強大社會責任感的記者冒著風險，付出比日常報道多出數十倍的努力，將其揭示給受眾的話，也許永遠不可能公諸于世。記者們這么做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新聞界的一項基本理念--也許，稱之為美好理想更為確切--即保衛公眾利益，利用傳媒的力量進行輿論監督。

調查性報道發端于美國并成為美國以至整個西方新聞界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其他國家的新聞界，調查性報道也同樣受到公眾的歡迎。在印度，派記者冒充軍火商人揭發政府高官受賄行為的網站一夜成名；在動蕩不安的非洲，尼日利亞記者也以其對政治黑幕的勇敢揭露而享有"世界上最勇敢的記者"的美譽；在韓國，媒體的報道幫助揭露了盧泰愚總統的受賄行為，導致其下臺和入獄……近年來，在改革開放和輿論監督的大旗下，中國的調查性報道明顯增多了。毫不夸張地說，對調查性報道的重視以成為全球新聞界的主流。

二、調查性報道在我國的輿論環境

60年代初《人民日報》記者連云山赴深圳調查邊民逃港事件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寫下了四篇內參，建議建立深圳非凡政策優惠區。這是我國新聞界最早的優秀調查性報道之一--盡管它并未被公開發表。

1980年，《工人日報》率先披露了"渤海二號"沉船事件，阻止了一些領導干部"喪失當成喜事辦"的企圖，這一報道促使有關部門查處了有關領導的責任。[3

從連云山的"內參"到《工人日報》公開報道"渤海二號"沉船事件，輿論環境已經有了極大改善。"渤海二號"沉船事件的公開報道并產生影響，標志著我國新聞記者的調查性報道從"內參"走上了公開發行的刊物，從而使這些原本秘而不宣的事件置之于公眾視線及強大壓力之下，調查性報道乃得以發揮它巨大的影響力。

跨入90年代，媒體開始把反映民眾呼聲，從事輿論監督視為自身的神圣職責。

三、調查性報道的輿論監督功能

要對調查性報道的影響作出恰當的評價，并非易事，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摘要：調查性報道對我國社會的輿論監督功能是不可低估的。

調查性報道的風行，首先令公眾擁有了更多的知情權，從而更加充分的發揮了新聞輿論監督功能。以前，我國公民對于政府的決策運作幾近一無所知，只有被告知結果并表示擁護的權利，而現在，通過調查記者的努力，我國人民逐漸開始獲知政府的決策過程，這使他們有機會進行獨立思索，并通過媒體的互動發表個人意見，換言之，公眾開始以這種方式參和公共政治事務，進行重大決策，這在我國的民主化進程中是一個重大突破。

媒體對于國家公共事務進行廣泛的調查也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中心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的透明、公開。它為公眾提供了一條和決策者對話并進行監督的渠道，也因此促使政府在決策時更加謹慎，更加積極地和民眾進行溝通以獲得支持。例如，全國人大在修改《婚姻法》時，各媒體進行的相關調查性報道，就獲得了立法者的關注，其調查結論在討論過程中得到了反映。調查性報道的有力監督，還促使政府加快進行制度改革。近年來，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金融秩序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均是不同程度地在新聞媒體的監督和暴光下促成的。這有力地說明了調查性報道強大的新聞輿論監督功能。

調查性報道的另一個突出的新聞輿論監督功能體現在有力地遏制了腐敗現象的蔓延。在震動全國的"8.24"張金柱交通肇事案的系列報道中，《大河報》在對整個案件不明的情況下，將記者手中的主要事實毫無保留地公開，并配發了措詞嚴厲的、態度明朗的評論。透明化操作使所有可能進行黑箱操作的渠道全部被堵死，各種可能的說情、利誘、脅迫也失去了機會。這種堵死一切退路的做法，令當權人物不能不有所顧忌。兩天后，一直期待案情水露石出的市民終于得到了滿足的答案?？梢韵胍?，假如《大河報》沒有進行這一系列的調查性報道，身為公安分局政委，張金柱很可能在司法系統少數人的"幫助"下逍遙法外。對張金柱一案的報道，很大意義上可視之為媒體運用調查性報道遏止腐敗的勝利。再如2001年廣受公眾關注的"黑哨事件"，毫不夸張地說，是《新聞調查》、《今日說法》等一批權威媒體的加入，促使司法機關介入了對于傳聞的調查，并最終對龔建平等一批涉嫌吹黑哨、拿黑錢的裁判采取了行動。

此外，調查性報道還有重要的制定議程的能力，提醒公民們有那些新問題是沒有受到重視的。雖然持續的新聞關注并不能確保新問題得到討論和解決--例如摘要：司法機構采取調查行動并訴訟瀆職者--但它至少為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機會。否則，新問題可能被永久性地掩蓋在假象之下?！赌戏街苣吩浽谏蟼€世紀90年代末期一系列有關三峽水庫的報道中，提醒公眾摘要：三峽的建設并非完全沒有隱憂，它可能導致長江上游生態環境的惡化。中心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也曾率先在2001年12月中旬對足球界的"黑哨風波"進行了深入采訪。盡管一度被要求延期播放，但這期報道最終和其他媒體的調查一起，引起了公眾非凡是人大代表們的高度關注，從而促使原本對介入持消極態度的司法機關開始了歲黑幕的長期調查。

凡事都有兩面性，調查性報道尤其堪稱新聞的雙韌劍。因此我們在運用調查性報道進行的新聞輿論監督時，一定要把握正確的尺度，找準方向，盡量避免其消極影響，從而促使它推動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