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走出反腐敗困境的路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中國共產黨在反腐敗上的努力

1989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針對轉軌階段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勢頭，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從側重遏制腐敗轉到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反腐敗“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在這一階段，作出了軍隊、武警部隊與所辦經營性企業脫鉤、中央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管理的直屬企業脫鉤的重大決策，改革行政審批、財政管理和干部人事制度，鏟除了一些滋生腐敗現象的土壤。出臺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1997）、《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1998），確立了“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查處了成克杰、李紀周、慕綏新等一批腐敗要案，顯示了中央反腐敗的堅強決心和高壓態勢。

進入21世紀，面對國際形勢、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確立了“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反腐敗戰略方針，作出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戰略決策，頒布實施《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2003）、《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2009），修訂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2003）、《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2010）等黨內重要法規，簽署并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2005），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2007年黨的十七大創造性地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設的概念，把反腐倡廉建設同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一起確定為黨的建設的基本任務。在這一階段，繼續推進行政審批、財政管理、干部人事、司法體制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力度不斷加大。查處了陳良宇、杜世成、鄭筱萸、、劉志軍、許宗衡等高級干部嚴重違紀案件，有力震懾了腐敗分子，增強了人民群眾對反腐敗斗爭的信心。

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建設廉潔政治的戰略目標，強調走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以習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認真貫徹十八大的決策部署，提出了“打鐵還需自身硬”，反腐倡廉關鍵就在“常”“長”二字，“老虎”“蒼蠅”一起打，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等一系列新觀點，并將改進工作作風作為反腐敗斗爭切入點，出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2012），在全黨部署開展了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集中解決黨員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四風”問題，讓人民群眾普遍感受黨的作風有所好轉。在十八大之后的11個月間，查處了李春城、周鎮宏、劉鐵男、倪發科、郭永祥、王素毅、李達球、王永春、蔣潔敏、季建業、廖少華等11名省部級干部，這一數字已經遠超過近十年年均落馬高官數字。

二、當前反腐敗斗爭的形勢和特點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已經將治理腐敗提升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反腐敗態度和決心毋庸置疑。如何評價改革開放35年來反腐敗成效，科學判斷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是執政團隊和研究者必須面對的課題。由于腐敗具有天然的隱蔽性，很難通過發案情況來推斷腐敗嚴重程度。在缺乏足夠調查數據情況下，筆者用中央的判斷、國際組織的評價、腐敗大要案的分析以及人民群眾的感受，對我國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和特點作一個總體評估。對當前反腐敗斗爭的形勢，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表述，“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2013年1月中央紀委十八屆二次全會報告指出，“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復雜嚴峻的考驗，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少數黨員干部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個別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嚴重違紀違法”。從兩個報告看，中央判斷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嚴峻，腐敗現象易發多發”。

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的全球清廉指數報告稱，2012年中國國際清廉指數得39分，在176個受調查國家地區中排名80位，較2011年下降5位。近年來，中國的清廉指數排名有所下降，由2001年的第57位降至2012年的第80位。2004年以來，中國的排名一直在第70位至第80位之間徘徊，2012年的排名是2001年以來的最差排名。據悉，該指數以各國際組織及智庫收集的數據為依據，對各國政治家及公務員等的清廉度進行評分，滿分為100分。2012年最高分為90分，最低分為8分。從得分和排名看，國際組織對中國腐敗程度的評價不容樂觀。據公開資料統計，自改革開放35年來，已有超過150名省部級以上官員因貪腐行為遭到查處。

分析這150多名落馬省部級以上高官，可以看出當前腐敗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涉案金額、級別、領域不斷攀升。與改革開放前期相比，隨著時間推移，高官腐敗平均涉案金額由幾萬、幾十萬，發展到過千萬，最高案值近2億元。在反腐敗問題上，執政黨已經打破我國“刑不上士大夫”的傳統。而涉案領域已由經濟領域向司法、人事、文化等領域延伸，甚至觸及到立法、軍事領域。二是權力家庭化、私有化。幾乎無一例外，所有落馬高官都將人民賦予的權力視為私有財產任意支配。這讓不少高官的家庭成員，情婦、秘書、司機等身邊人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了以權謀私的貪腐盛宴中。這些領導身邊人利用特殊關系，或成為收取賄賂的中間人，或直接受賄，或在高官的關照下進入官場，一路高升。三是腐敗窩案、串案連連。2011年，《財經》雜志曾經對1987年以來落馬的120名省部級官員貪腐行為進行了系統總結。對120人有據可查的案發方式的分析中，比例最高的案發方式為“由他案引出”，占到了六成以上。比如，2011年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落馬后，鐵路系統另有9起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被查，涉及劉志軍案的5家央企被要求自查，接受教育整治。四是邊腐邊升、常年腐敗。貪腐持續時間長、帶病提拔幾乎成為落馬高官的共同特性，有的甚至還在群眾舉報中邊腐邊升。據香港教育學院社科學系博士生劉九龍對43個省部級落馬官員研究結論，“這些落馬官員發生初次腐敗行為的平均年齡為47.48歲，帶病提拔的省部級官員，其平均經濟腐敗時間在10年左右，絕大多數是5年到15年之間。”從腐敗大要案發案情況看，腐敗問題已呈高發態勢。

2009年《人民論壇》“千人問卷”調查顯示,占受訪總人數的82.3%，6688位受訪者認為“腐敗問題已突破民眾承受底線”，是未來10年中國第一大挑戰，反映腐敗問題已經成為當前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問題。腐敗現象已由黨政機關向金融、醫藥、教育、科研、公共服務等社會領域蔓延，由中高層向基層、領導干部向非領導干部滲透。競標工程、申請證照、辦理低保、上學就醫等，腐敗現象已進入到人們日常生活之中，越來越成為一種“潛規則”，進而被專家稱為“社會潰敗”。官員運用權力尋租，企業以金錢開路，而老百姓則希望“出點血”擺平麻煩事。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人人都對“潛規則”習以為常，對腐敗現象見怪不怪，甚至嘴上反腐心里羨腐。普通大眾的羨腐心理和對腐敗認同度的提高，是腐敗文化開始形成的信號。而“潛規則”和腐敗文化，又提高人們對腐敗的容忍度，使全社會的道德水平整體下滑，也促使腐敗現象公開化、制度化。高層腐敗隱蔽化與基層腐敗公開化并存，讓人們不得不直面宣傳和現實生活的落差，在道德上對高層產生虛偽的判斷，也嚴重摧殘了公眾對公平正義和民主法治的信仰。正如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所說，“當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當腐敗成為一種無可厚非的價值，當腐敗成為一種人人欲誅之又人人欲得之的東西的時候，整個社會生活開始進入變態的狀態。”從人民群眾直觀感受看，腐敗現象是普遍多發。回顧執政黨反腐敗的歷史，評估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既要看到改革開放35年來反腐敗成效，樹立戰勝腐敗的信心，又要清醒地認識當前腐敗的嚴峻形勢，特別是要反思為何在如此密集的反腐制度之下，腐敗問題滋生蔓延的態勢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腐敗斗爭會陷入“割韭菜”式的困境。

三、陷入困境的原因

對當前我國腐敗現象滋生蔓延，有學者認為，“增量”改革為腐敗行為的產生提供了空間，經濟體制轉型時期的制度缺陷是導致腐敗的重要原因。還有評論文章認為目前“徹底根治腐敗的條件目前不具備”“，需要‘發展’幫助解決”“，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進而被媒體質疑為“寬容腐敗”“允許適度腐敗”。筆者同意轉型時期制度缺陷給權力尋租帶來便利條件，但市場規則不完善并不必然會致使腐敗高發，腐敗也不是“發展”的必經階段。反思當前治理腐敗陷入困境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江山思維”和官本位的特權思想仍未完全鏟除。我國自古以來存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維定式和以官為本、以權為綱的價值取向。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艱苦卓越的奮斗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偉大勝利，但不能排除有人認為父祖輩打江山流血犧牲立下汗馬功勞，現在坐江山享受特權也是應有之義。同時，受二千年封建集權制度影響，“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的思想還未完全消除，認為官貴民賤天經地義，享有特權和腐敗利益理所應當。無論“江山思維”還是官本位思想，都違背了《中國共產黨的章程》規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我國《憲法》規定的“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基本原則，必須堅決擯棄。二是理性經濟人的選擇和權力擴張本性讓腐敗難以根除。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都有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動機。根據西方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假設，政府機構如果不能有效地滿足官員們的經濟需求，就容易滋生官員腐敗活動。“阿克頓定律”認為，權力具有擴張和濫用的本性。權力的本性又往往與人的理性選擇相聯姻，從而使雙方相互強化，并誘惑人們去擴張權力、濫用權力。客觀地說，在現有制度安排之下，我國公務員的工資福利還不能保證獲得與其地位相對稱的體面生活。高福利不一定會帶來廉潔政治，但沒有體面生活的保障，沒有有效地監督制約的機制，利用權力尋租幾乎成為官員的必然選擇。正視理性經濟人的選擇，防范權力擴張濫用，不能過度地拔高依賴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的作用，要對官員體面生活的需求作出安排。三是對權力制衡和監督缺少頂層設計。改革開放35年來，雖然國家和執政黨在預防、教育、懲戒腐敗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規定，但囿于政治體制改革步伐，在宏觀層面對權力制衡和監督仍未取得實質突破，權力集中且不受監督這個總病灶仍未消除。有專家認為，“在當前‘制度反腐’的進程中，存在‘制度虛置’、‘制度短板’、‘制度離散’、‘制度沖突’、‘制度盲區’等五個方面傾向性問題，成為我們制度反腐的困境。”這對當前我國反腐制度缺陷剖析是十分深刻的。總體而言，我國反腐制度過于原則寬泛，缺乏系統性和配套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強。比如，關于公務用車、公款接待、公款送禮等制度規定現實中未得到普遍遵守執行。更為深層次追溯，反腐的核心是控權。在執政黨擁有絕對權威、掌握絕對資源情況之下，權力更易暴露擴張和濫用的本性。比如，一把手監督難問題、強制征地拆遷引發的官民沖突等。因此，反腐敗不能寄于中觀或微觀層面的監督制度，不能止于口號式、花瓶樣、碎片化的規定，需要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作出頂層設計，對執政黨和政府權力邊界、權力配置作出總體規劃，對黨內外監督制度作出總體安排，避免“制度離散”和“制度短板”現象。四是治本之策的改革措施未能全面展開。腐敗損民害國毀黨，為人民、國家、執政黨所不忍，但于既得利益集團，或稱為腐敗得利集團所樂見。對于當代中國是否存在既得利益集團，有學者認為，“盡管我國尚未形成從中央下來的、由上至下的、全系統的、組織性極強，像前蘇聯那樣的龐大‘既得利益集團’，但在‘一些部門’、‘一些領域’、‘一些地方’之中‘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這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比如，官官相護、整體腐敗和非法利益合法化等。治理腐敗最根本路徑要依靠改革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和條件，這勢必觸及固化的利益集團之根本。縱觀我國歷史，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反腐往往是明君和佞臣之間的殊死搏斗，主要依靠政治博弈來進行。隨著朝代建立時間的推移，往往會形成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團，吞噬大量社會財富和資源，激化階層矛盾引發社會分裂，成為改朝換代“周期率”的重要推手。因此，治理腐敗需正視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運用增量改革等手段促使博弈結果向民主法治發展方向演化。從歷史的角度來審視，人們有理由懷疑，如不能持續推進深層次改革，反腐會不會成為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時間一久便后繼乏力。從現實角度來觀看，盡管執政黨提出了“標本兼治、懲防并舉”的方針，但多年來的反腐在治本上未能取得重大突破。比如，破除權力封閉運行模式、轉變政府職能讓權于社會、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等改革措施，一直都未取得實質進展。五是選擇性執法致使懲處利劍失去威懾作用。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歷來宣稱，有案必查、有貪必肅，對待腐敗是堅決零容忍。但不可否認，在當下中國人治思維和行為還有很大市場。特別在巨大腐敗存量面前，依靠領導個人意志或者權力來查處腐敗仍是重要執法方式。偏離法治軌道的選擇性執法，將使反腐敗歸于無序和無效。不僅讓人懷疑執政黨對腐敗是否真正采取零容忍，甚至會加劇腐敗現象的蔓延。相對經濟上的問題，官員更加關注政治路線、政治立場、政治紀律是否正確堅定。當落馬成為“小概率”事件時，官員必然對懲處利劍失去敬畏之心，僥幸心理和人性之惡悄然滋生，“低風險、高收益”的腐敗行為也會變得非常活躍，黨紀國法在貪官的眼中最終成為約束他人的工具。

四、走出反腐敗困境的路徑

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共產黨以出色的執政業績再次向世人證明其執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同時，她也逐步認識到腐敗現象滋生的土壤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反腐敗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必須“將反腐倡廉貫穿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在面臨“四大考驗”“四種危險”的今天，執政黨要確保自身永不變質、紅色江山永不變色，需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破釜沉舟的決心對腐敗毒瘤開刀，用治理成效向人民兌現承諾。反腐敗不僅是執政黨自身建設的重要內容，還與政治改革、經濟發展、文化建設、金融體制、社會管理等密切相關，牽一發而動全身。縱觀全世界治理腐敗經驗，最終都是要走控制權力和公開監督之路。在當下中國，推進反腐大業最根本路徑要依靠改革，主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合理配置權力，建立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在推進過程中，既要有頂層設計、總體思路和戰略目標，又要正視既得利益集團和腐敗存量，尋找適合的切入口和突破點。要充分認識到反腐敗斗爭復雜性和艱巨性，緊密結合國情小心謹慎向前，避免出現反彈失去民心和分崩離析危及復興偉業。筆者認為，遏制當前腐敗蔓延態勢，走出反腐困境，現階段應采取以下10項措施。

一是全面公開政府信息。一切欺詐行為的基礎都來自信息不對稱。無論是不法分子的欺詐，還是官員的貪污和濫用職權，都源于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事實證明誰占據信息優勢誰就會取得強勢地位。公開透明把權力推到陽光之下，赤身裸體接受審查，是保障公民行使監督權的前提條件。用理性經濟人的觀點來分析，政府是沒有主動公開信息的動機和熱情。近兩年各部委和省級政府遲遲不愿按國務院要求公布“三公”經費預算也驗證了這種推斷。因此，要盡快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法》，明確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公開義務。向公眾詳細公布財政收支情況，倒逼政府由大向小轉變職能。按照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的要求，及時主動全面公開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公民隱私外的政府信息。二是推進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是當今世界公認的預防腐敗、提升官員道德的“陽光法案”。目前，世界上已有近一百個國家和地區實施了這項制度，國內民眾對于我國推行這項制度的期望很大。考慮到大量腐敗存量的現實，需要統籌考慮哪些人應該申報、申報哪些財產、在什么范圍多長時間進行公示、制裁措施等問題，制定實施計劃分步分類適時推進。前期應加大對領導干部報告的個人事項核查力度，盡快實現全國房產信息聯網，逐步緩沖消化腐敗存量。在過渡時期內，采取“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原則，對擬提拔的官員實行任前財產上網公示。在條件成熟后，修改《公務員法》或制定《國家公職人員財產公示法》，最終實現全國各級官員全部永久上網公示財產。

三是果斷剝離官商聯盟。當前大量的腐敗問題、利益輸送問題，大量為社會輿論所詬病的不正之風，往往與官商聯盟有關，與領導干部的親屬子女經商辦企業有關。領導干部的親屬子女擁有特殊地位和政治資源，其經商辦企業或與政府形成利益同盟，或取得超國民待遇，這不僅破壞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規則，也極易引發嚴重的腐敗問題。要盡快實現政企分開，將政府與其所屬投資公司、開發公司等企業剝離開來，一律禁止公務員在企業兼職。出臺硬性約束規定，加大組織處理力度，進一步限制領導干部親屬子女經商領域范圍。四是治理裸官現象。配偶和子女移居海外而獨自一人在國內裸體做官的現象，反映了這些官員對國家的忠誠出了問題，如任其蔓延將使國家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安全均處于一種危險的狀態，也會使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嚴重影響。要建立官員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審查制度，要求裸官定期報告配偶和子女出國的原因、經費來源、居留時間、地點、工作學習狀況等情況。逐步把官員配偶子女從業情況納入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范疇。嚴格裸官出國（境）審批，加強對“裸官”工作八小時以外的監管。制定裸官不得重用硬性規定，原則上裸官不得進入領導班子或擔任正職領導。五是加大懲治力度。在腐敗現象蔓延態勢未得到有效遏制之前，要采取果敢和堅決的措施對腐敗行為進行懲治。唯有此，才能在官員心中形成震懾，在心理上產生“倒逼效應”，從而產生規范和約束行為的效果。要提高發現腐敗的能力，整合紀檢監察、檢察、審計等部門反腐資源和力量。

加大腐敗案件偵辦力度，對腐敗行為一律“零容忍”，堅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用實際成效贏得民心，也為實施治本之策贏得時間、奠定基礎。六是放松社會監督管制。社會監督是黨和國家機關之外的監督力量，是人民群眾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重要方式，也是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的重要保障。在互聯網和微博興起時代，人人享有表達言論的機會在技術層面已無障礙。面對不同聲音、意見甚至指責，執政黨如果能夠保持足夠的自信和寬容，將極大激發公眾參與熱情，釋放緩解社會壓力矛盾，一切貪腐行為也終將在人民群眾的圍剿之下毫無藏身之地。要降低社會組織準入門檻，加大扶持培育力度，保障公民抱團結社進行監督的權利。要重視媒體輿論擴大表達空間的訴求，重視發揮網絡輿情監督優勢。拓寬公民表達訴求渠道，創造更多方法和途徑讓公民監督政府。七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轉變政府職能，實施簡政放權，放權于市場和社會，是壓縮尋租空間、治理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要進一步取消行政審批事項，激發市場、社會的創造活力。逐步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導向作用。調整官員政績考核標準，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參與營利性投資項目。完善市場經濟規則，加強市場監管，保障公平競爭。八是發展和完善黨內民主制度。發展黨內民主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切實可行、易于見效的途徑，是帶動人民民主，解決一把手監督難的關鍵舉措。要尊重和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和主體地位，貫徹和遵守多數決原則、選舉和監督原則。落實黨代會代表任期制，改進代表及各級黨組織領導候選人的提名制度和選舉方式，擴大候選人預備人選及差額比例，完善差額選舉制度。進一步加強黨務公開，增強黨內決策透明度。實行黨代會代表提案制，發展質詢和罷免制度。科學合理地配置黨內權力，充分發揮全委會重大決策主體和監督主體的作用。著重加強對一把手監督，上級領導班子成員一般不得兼任下級黨組織書記。九是堅持法治反腐。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懲治腐敗，是保障反腐敗成效的長久之治。要健全反腐敗法律體系，制定《反腐敗法》，將黨內規定上升為國家法律。嚴格按照法律規定懲處腐敗，排除其他因素干擾執法，避免選擇性執法。嚴密執法程序，將“雙規”“兩指”等措施納入法律軌道，保障被調查人合法權益。加強對監督部門的監督，防范出現反腐短板和盲區。十是適度提高官員待遇。沒有物質基礎和體面生活，官員難以有較高的榮譽感和責任心，也易沖破心理防線、道德底線。要改變過去單純依靠監督、懲罰以及思想教育的方式，切實采取措施，有計劃、分步驟、積極穩妥地改善和提高官員尤其是初中級公務員的物質待遇。要區別情況，將官員必要的職務待遇合法化。

作者：駱成明單位：安徽省監察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