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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結果

(一)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狀況警校大學生在《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的總分低于8分的學生有525人(61．9%)，基本不存在或較少存在交友方面的困擾，總分在9—14分之間的學生有323人(38．1%)，與朋友相處時時有時無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擾;總分在15—28分之間的學生有75人(8．8%)，與朋友相處時有較嚴重的困擾。《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四個維度的得分在0—2分之間的學生比例最高的是人際交友維度，共計305人，占本研究受測學生的36%，比例最低的是待人接物維度，共計99人，占本研究受測學生的11．7%;得分大于6的學生比例最高的是異性交往維度，共計69人，在占本次受測學生的8．1%，比例最低的是待人接物維度，共計11人，占本研究受測學生的1．3%。具體情況見表1。

(二)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在不同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比較對年級、性別、生源地、獨生子女情況、是否任干部情況在警校大學生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和四個分維度的差異比較進行t檢驗，對家庭經濟情況在警校大學生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和四個分維度的差異比較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大一、大二年級的警校大學生在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人際交談困擾程度和異性交往困擾程度上檢驗的t統計量均達顯著性水平，表示不同年級的警校大學生在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人際交談困擾程度和異性交往困擾程度上存在顯著的差異;不同性別的警校大學生在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人際交談困擾程度和異性交往困擾程度上存在顯著的差異;生源地不同的警校大學生在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人際交談困擾程度、人際交友困擾程度和異性交往困擾程度上存在顯著的差異;是否任干部在異性交往困擾程度上存在顯著的差異;不同家庭經濟情況的警校大學生在人際交往能力的總體困擾程度、待人接物困擾程度和異性交往困擾程度間均有顯著差異存在。多重比較表明，家庭經濟情況差的警校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總體困擾程度、待人接物的困擾程度和異性交往的困擾程度均顯著高于家庭經濟情況一般的警校大學生。具體情況見表2。

(三)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復回歸分析進行回歸分析時，自變量是類別變量的必須轉化為虛擬變量，在本研究中的自變量均為類別變量，因此在投入回歸分析之前，把自變量性別、年級、生源地、是否干部情況和家庭經濟情況分別轉化為虛擬變量，把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人際交談困擾程度、人際交友困擾程度、待人接物困擾程度和異性交往困擾程度分別作為因變量，采用強迫進入變量法進行回歸分析。獨生子女情況在人際關系總體和四個分維度上檢驗的t統計量沒有達到顯著性差異，回歸分析也就不再考慮獨生子女情況這一變量。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作為因變量的回歸分析結果得出，R=0．206，R2=0．042，AdjR2=0．034，F=5．318，p=0．000，說明建立的回歸方程是有意義的，自變量能夠解釋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即人際交往能力變量4．2%的變異，在回歸模型中，對警校大學生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有顯著影響的是預測變量為性別、年級、生源地和家庭經濟情況。是否任干部情況對警校大學生人際關系總體困擾程度無顯著統計學聯系。具體情況見表3。

二、討論

(一)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總體情況由于本人未查閱到任何關于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研究內容，因此，本研究對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調查結果只能與地方高校相比較。本研究中警校大學生有323人(38．1%)，在人際關系方面有著不同程度的困擾，即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可能存在交談、行為和性格等方面的問題，其中，248人(29．2%)在人際關系方面有輕度困擾，也就是說與朋友的關系處于時遠時近的變動之中，這一結果與甘露等人［4］對南方城市———廣州市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研究結果相比，警校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相對較弱，又與劉彥華等［5］對北方城市———遼寧高校的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差異性研究結果相比，警校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略顯偏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地區發展差異所致，甘露等人對廣州市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研究和劉彥華等對遼寧高校的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研究時間都是2007年，但是由于所處地區不同，社會、經濟、文化等發展程度有所差異，從而對人包括對當地高校大學生的影響也會不同，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南方城市的經濟發展一直走在前列，目前形成的狀態是南快北慢，包括南方人的人文思想也比北方人先進。本研究中所調查的警校位于中部城市———鄭州，由于地理位置正好處于中間，警校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也處于南北方學校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水平中間。

(二)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在不同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比較人際交友維度的得分在0—2分之間的學生比例最低，可能與警校管理的特殊性有關，警校的管理是一種半軍事化管理方式，對培養學生的職業素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強調的是一種良好的教學、訓練、工作、生活秩序，尤其是在組織紀律上，要聽從指揮，學會服從。因此，學生的日常交往與地方高校相比，是要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不能隨便進出學校。這就導致警校的學生接觸的人群和時間有限，交友范圍狹窄，然而警校大學生從高中來到大學，離開家鄉，離開父母，最需要的又是朋友，因此，警校大學生在人際交友方面，存在的困擾問題最多。在交友方面，包括異性交往，是正值青春年華的警校大學生常常思考并追求和向往的。本次研究結果還發現，困擾程度較嚴重比例最高的維度是異性交往，原因可能與警校的男女生比例差異較大有關。警校男女生的比例大約是5比1，男生多，女生少，很難滿足男性大學生的異性交往。這也解釋了本研究發現的另外一種結果，不同性別的警校大學生在異性交往維度和人際交談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本研究還發現，在人際交友維度、人際交談維度和異性交往維度上，城鎮與農村來源的警校大學生也存在顯著性差異，這可能與我國城鄉文化發展差異對人造成的影響有關，這一研究也與甘露等人對廣州市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研究結果一致。城市不像農村，鄰居來往走動的非常少，甚至鄰居也都互相不認識，而農村的鄰居串門就是一種大家默認的生活方式，鄰里之間的熟識度遠遠大于城市，所以城市的孩子從小基本在和外人打交道，要注意禮貌，要學習各種交友技巧，而農村的家長則很少對孩子進行交友方面的教育和指導。當離開原來居住的熟悉圈子來到大學校園后，大家都是陌生的，大家參加活動和建立友誼就要靠自己的交談、交友能力了，這時就能看到城鎮來源的大學生在交友范圍和速度以及交友技巧方面比農村來源的大學生強。

在人際交談維度和異性交往維度上，不同年級的警校大學生也存在顯著性差異，這可能與大一學生的心理特征有關。大一學生剛進入警校，首先要面臨的就是對新環境的適應，包括學習方式、生活安排、社團活動等都與高中時的狀態相差較大，大一學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應付和適應警校的學習、生活以及社團活動上，再加上警校的作息時間有著嚴格的規定，大一學生還沒有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思考異性交往以及人際交往方面的問題;此外，首因效應在大一學生的人際交往方面比較突出，與人交談、選擇交友往往憑借自己的第一印象，也非常注意在他人面前呈現自己較好的方面。大二學生經過一年的警校學習和生活后，已基本適應并掌握警校學習和生活的規則和要求，并且有了自己的可支配時間，交友范圍開始擴大，尤其是異性交往方面的向往和需求開始逐漸居于優勢地位，隨之而來的就是交友方面的問題和困擾增多。因此，警校大一學生相比大二學生，人際交談、異性交往方面的困擾要少一些，并且存在顯著性差異。困擾比例最少的是待人接物維度，這可能與當代社會的發展與警校的教育有關。本研究所調查的大學生基本都是1994年左右出生的，他們的父母也大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對孩子的教育從小就比較重視，尤其是待人接物方面，注重禮貌、分寸等觀念的灌輸;來到警校后，警校的警務化管理又再次強化了禮儀、大局、合作等觀念，這些觀念對警校大學生的人際交往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因此，大部分警校大學生在待人接物方面不存在太多的困擾問題。本研究中發現，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在獨生子女情況和干部任職情況兩種人口學因素中的差異不顯著，與李芹燕對地方高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研究和劉彥華等的研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活動等方面與地方高校存在差異所致。來到警校后，每個學生不僅僅要培養合格的文化素質，還要接受統一、枯燥的警察基本業務素質的艱苦訓練。在學習和訓練面前，沒有性別、家境背景等方面的區別，因為只有做到了訓練有素，精通業務，將來才能勝任人民警察的工作。也許正因如此，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在是否是獨生子女因素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警校學生是否任干部情況只在異性交往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原因之一可能與上述的警校男女生比例差異有關，同時與任干部學生的自身人格特征有關。

崔光成等對優秀學生干部的人格特征研究顯示優秀學生干部的樂群性、穩定性、興奮性、敢為性、獨立性得分明顯高于一般學生，這表明任干部對學生的外向、熱情、樂群等人格特征有一定的要求。學生干部擔任職務的要求決定了比普通學生有更多的人際交往機會，在此過程中，又鍛煉了人際交往能力，并展示了自我，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周圍人的注意，尤其是經常帶來異性的傾慕。

(三)警校大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的人口學影響因素討論復回歸分析表明，影響警校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的人口學因素主要有性別、年級、生源地和家庭經濟情況，其中警校男性大學生人際關系存在的困擾比警校女性大學生多，大二學生人際關系存在的困擾比大一學生多，家庭經濟情況較差的學生人際關系存在的困擾比家庭經濟情況一般的學生多，農村來源的學生人際關系存在的困擾比城市來源的學生多。原因已經在前面論述過，這里不再多做討論。五、小結本研究對一所警校的848名在校專科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調查的結果顯示:警校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總體較好;不同年級、不同性別、不同生源地和不同家庭經濟情況的警校大學生在人際交往能力上存在顯著的差異;是否任干部情況對警校大學生的異性交往困擾程度存在顯著性差異;警校大學生的人口學因素主要有性別、年級、生源地和家庭經濟情況對其人際交往能力有著顯著地影響作用。因此，了解不同性別、不同年級、不同生源地和不同家庭經濟情況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狀況，有助于開展學生的團體活動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作者：李莉單位：鐵道警察學院公安基礎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