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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物業雜志》2015年第一期

一、最低工資標準的影響因素分析

要設立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必須對影響最低工資標準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根據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于2003年12月30日頒布的《最低工資規定》，確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應當考慮當地就業者的收支情況、社會保險、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當地的就業狀況、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經濟發展水平、企業支付能力等因素[1]。現階段，企業所支付的最低工資是扣除社會保險費后的工資，則可不考慮此因素的影響；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應與企業的支付能力相匹配，考慮到勞動生產率和企業的經濟效益的關系，說明最低工資的建立與勞動生產率相聯系不會增加企業負擔[2]。對此，本文選取分別反映就業者收支狀況、經濟發展水平和勞動力市場狀況的影響因素指標如下：X1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X2人均GDP、X3勞動生產率、X4工薪收入、X5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X6職工年平均工資、X7人均贍養系數、X8失業率、X9就業增長率、X10CPI（消費價格指數）。首先，從靜態數據角度，利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最低工資標準與各因素的相關性（見表1），結果顯示最低工資標準與各因素在1%的水平上有顯著相關性，與CPI指標在5%的水平上相關，且相關系數均較高。其次，從動態數據角度，利用灰關聯分析法描述了最低工資與各相關因素發展過程中的關聯程度，即對因子的變化大小、方向和速度的相對性分析，從而確定影響最低工資標準變動的因素次序[3]。根據圖1的分析結果顯示，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影響因素的灰色關聯度排序為人均GDP、工薪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工資、就業增長率、人均贍養系數、CPI、失業率。可知，影響最低工資標準的因素可大致分為三大類：收入支出因素、就業失業因素及經濟發展因素；而就業失業因素中，失業率的灰色關聯度僅為0.2514，說明失業雖然與最低工資的變化顯著相關，但相對其他因素來說，其影響程度相對較少，與韓兆洲、魏章進（2005）利用灰關聯度分析[1]，韓兆洲、魏章進（2010）用因子分析[4]，汪泓（2001）用神經網絡模型分析[5]所得的結論一致。

二、測算模型的構建

目前國內外關于最低工資的測算方法主要包括比重法、恩格爾系數法、累加法等經典測算模型，以及馬丁法、模糊神經網絡法、灰關聯分析法等最新研究進展成果。綜合各種測算模型的優劣勢，選取比重法、恩格爾系數法與社會平均工資法為測算模型對象，并將CPI、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平均工資增長率等因素納入動態調整機制模型，最終構建一套科學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測算模型。根據上文所分析的顯著影響最低工資標準的因素，可知，各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為了消除模型中自變量間線性相關的影響，根據上述Pearson相關性分析，提取收支變量、就業增長率、平均工資增長率、CPI、勞動生產率納入動態測算模型。本文可以按照以下三步思路來構建測算模型：首先，根據比重法思想，可知最低工資標準制訂的初衷是為了保障低收入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則最低工資標準必定與家庭消費性支出有關；而反映家庭消費性支出的變量可設置為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人均贍養系數×城鎮居民人均工薪收入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即扣除了贍養人口中的養老金和離退休金在內的轉移收入，以便準確地反映最低工資的消費構成）。其次，最低工資標準的設置還要根據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就業程度的變化也會影響當期最低工資標準的高低，則最低工資標準與就業增長率也有相關性。最后，由于居民生活費用統計的數據具有滯后性，所以本文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設立是基于上一年的生活費用及勞動力就業現狀分析，再建立調整模型即考慮平均工資增長率、CPI、勞動生產率等主要因素的影響。

三、模型的實證分析

根據上文所構建的最低工資標準測算模型，采用1999~2010年杭州市統計數據對模型進行擬合。對于被解釋變量，現階段我市的實際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不盡合理，因此我們認為要建立正確可行的統計測算模型，運用在理論上相對科學、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作為被解釋變量更為可行。基于此，本文引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把最低工資標準與馬克思勞動力價值概念聯系起來，并結合比重法的思想計算杭州市1999~2010年的最低工資標準的理論值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樣本值。可知，最低工資標準要保障勞動者能夠維持自身及其家庭生存的基本生活需要，和進行教育與培訓，這是勞動者簡單再生產和自身生存所必須的。根據比重法思想，確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戶為貧困戶，設定食品、衣著、居住、雜項商品及其服務支出所需費用為維持基本生存的消費支出，則最低工資標準理論值為（基本生存消費支出+教育和培訓支出）×人均贍養系數×城鎮居民人均工薪收入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調整系數（見表2），調整系數考慮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等因素。為驗證模型的合理性與科學性，我們利用模型測算出歷年最低工資標準的適度值，運用最低工資標準占社會平均工資比重判別法，與政府制訂的最低工資標準實際值進行比較，結果見表3。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是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40％～60％，我市自2001年開始最低工資占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的比重均低于30%，這表明，在最低工資實施期間，我市的最低工資年平均增長率遠低于同期平均工資的增長率，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仍偏離國際標準。而調整后的最低工資標準占社會平均工資水平40%以上，符合國際標準。

四、結論

最低工資標準測算方法的研究是較為薄弱的一個研究領域，如何準確制訂與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是保障勞動者權益的重要手段。本文利用1999~2012年杭州市統計數據，基于相關分析和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分別從靜態橫向數據和動態數據角度對最低工資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實證結果表明，現階段政府部門制訂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主要考慮的因素依次為收入支出因素（包括人均消費支出、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經濟發展因素。這與目前我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在制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所考慮的因素相符合，可知，我市在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方面，應當堅持目前的總體思路。而目前我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存在偏低的現象，不足以對勞動者就業產生顯著的影響，經濟學家研究表明在當前經濟發展時期，最低工資的適度增加不會增加失業率。所以，合理制訂適度的最低工資標準，既有其實踐上的指導意義，又有其理論上的研究意義。據此，本文在已有測算方法的基礎上，創新性地引入馬克思勞動力價值概念，并將CPI、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等納入模型，構建動態測算模型；并利用國際收入比例檢驗法，對模型測算出的最低工資標準適度值的合理性與科學性進行驗證；以期為我國最低工資的理論研究、實際運用提供理論和實證的參考。

作者：胡淑靜柯慧飛單位：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