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視野下譯作的限制與忠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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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觀點重視作者作用不同，興起于上世紀的接受美學強調文學作品中讀者的重要作用，認為只有通過讀者閱讀的東西才能被稱之為作品。讀者對作品的閱讀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參與，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能夠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之中。“文學作品本身具有某種不確定的隱含意義，而讀者則有著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性的主體意識來賦予其意義”。在接受美學看來，讀者已經成為背景單純研究兩種不同詞匯的異同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
中日兩國至今仍在大量使用漢字，但是，漢語漢字是為表達漢語所使用的文字，日語漢字是為表達日語所使用的文字，雖然同為“漢字”卻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字。誠然，日語漢字、漢字詞是從中國傳入的，人們常說入鄉隨俗，中日兩國語言體系的不同、社會文化的差異導致了漢字、漢語詞進入日本本土后勢必發生詞義、詞性、義項、語感等諸方面的變化。而且，一個詞除本身的語義信息外必然打上使用該詞的本民族的深刻烙印。同樣，進入中國的日源外來詞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日同形詞中除一詞一義的科技用語、動植物名、人名、地名外，同義詞是不存在的。
文學作品本身的固有屬性。如果該屬性不能變為現實，也即是作品無人閱讀，則其意義就無法表達，也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但是，由于讀者自身條件存在差異，他們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度和接受取向也會有所不同。從某種意義上看，“讀者接受”可以說是接受美學的基石和核心理念之一。接受美學對讀者的接受度和接受取向的重視，讓文學作品翻譯中讀者的地位凸顯，打破了傳統的重視作者的原創作用和譯者的再現作用的觀點，改變了人們對作者、譯者和讀者三者之間關系的認識，讓更多的人從文學作品的實現終端來研究和看待文學翻譯，為文學翻譯提出了新的挑戰，開辟了新的研究視野。
二、“讀者接受”下限制與忠實的悖論
（一）文本選擇的限制與忠實
關于翻譯文本的選擇，不少研究者提出意識形態會在當中發揮作用，比如：梁志堅、鄧紅順等。意識形態是“讀者接受”的一部分，表明了讀者對譯文的特殊喜好和要求。意識形態對翻譯文本選擇的影響，是譯者在翻譯活動中考慮“讀者接受”因素的直接表現之一。譯者進行翻譯時，總帶有一定的目的性，而不管翻譯目的如何，其實現都離不開讀者的閱讀活動。因此，為了實現翻譯目的，譯者必然會考慮讀者是否能夠理解和接受某一翻譯文本，是否會選擇該翻譯文本作為閱讀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讀者接受”對譯者選擇翻譯文本具有明顯的限制作用。譯者需要尋找一個目標讀者的接受與自己的翻譯目的能夠融合的結合點，才能獲得讀者認同，實現自己的翻譯目的。比如：晚清最后十年，民眾渴望了解和學習西方國家的動因，促使大量外國文學作品被譯成中文。為更好地適應“讀者接受”，譯者選譯了很多通俗文學作品以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但是，譯者的翻譯目的有時候可能與“讀者接受”存在激烈的沖突。此時，譯者也可能主要根據自己的翻譯目的和價值觀念等選擇翻譯文本，而忽略讀者接受。這種情況常見于譯者認為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對讀者進行某種啟蒙教育的時候。此時，“讀者接受”反而促成了譯者對翻譯文本選擇的忠實，對自己的翻譯目的的忠實。同樣也是晚清最后十年，很多譯者把小說翻譯同改革維新聯系起來，“選材上很難注意到原著本身的藝術性，……只要能輸入新知識，教育群眾，都會被當時的譯者選中”。而事實上，由于藝術性的缺乏，讀者可能并不太能接受該本文。
（二）翻譯內容的限制與忠實
盡管譯者總是希望目標讀者能夠接受所有來自原作的內容，這樣就能最大程度讓讀者理解原作作者的意圖，盡可能實現在翻譯中對原作的忠實。可實際情況并不能如愿。很多時候，原作中總有些與目標讀者的價值觀、人生觀等有沖突的內容。這時，“讀者接受”會發揮巨大威力，迫使譯者思考是否要完整譯出原文內容。當譯者希望充分契合讀者接受時，原作中一些可能引發爭議的內容就會被模糊、改寫，甚至刪除。但是，有時譯者明知原作中的某些內容是目標讀者不能接受的，仍然堅持譯出了該內容。此時，譯者本是十分清楚該如何滿足“讀者接受”的，但是出于希望傳遞新理念、新內容等的需要，出于期望能改變“讀者接受”的想法，還是堅持了充分忠實于原作內容。此時的“讀者接受”正是促成譯者盡可能忠于原作的動力之一。我們以蟠西子和林琴南、魏易對英國作家哈葛德所著《迦茵小傳》的翻譯為例進行說明。蟠譯刪除了大量“不符合當時封建禮教的諸如描寫的文字”。而林譯則比較完整的譯出了原作的全部內容。顯然，就當時社會的“讀者接受”而言，目標讀者對不合封建禮教的事物還不太能夠接受，因此蟠譯更能滿足當時的“讀者接受”，受到了讀者的好評。而林譯則沖擊著讀者的接受度，遭到不少讀者的抵制。后者的做法充分體現出譯者對改變當時的社會現狀，改變目標讀者接受的期待。需要指出，目標讀者對原作內容的接受程度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會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隨著交流的增加而逐漸提高。原作中不能為譯入語文化所接受和理解的東西會變得越來越少，這也給譯者的翻譯活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三）翻譯策略的限制與忠實
翻譯活動中，翻譯策略的選擇與內容的選擇密切相關。前文已經提到，對于與“讀者接受”有激烈沖突的內容，譯者可能考慮忽略這些內容，從翻譯策略上來說則可能采用省略。有研究表明，翻譯小說等文學類文本的時候，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呈現出‘意譯﹥直譯﹥換譯﹥省略’的分布傾向”。因為，譯者在考慮譯作整體所采用的翻譯策略時，并不單純由原作本身和譯者自身條件決定，而是在考慮目標讀者的接受度之后綜合衡量的結果。翻譯策略選擇的宏觀和微觀層面上都要受“讀者接受”的影響。從宏觀層面上看，整部文學作品總體風格上是以異化策略為主，還是以歸化策略為主；從微觀層面上看，一句話、一個詞究竟該如何譯，都是譯者在考慮“讀者接受”后做出的決定。“讀者接受”一方面限制了譯者選用的翻譯策略以及最終呈現出的翻譯風格，另一方面又是促使譯者選擇恰當翻譯策略忠實于原作的催化劑。有問卷調查表明，“譯文讀者讀異國文學是為了欣賞異國作品特有的韻味和語言風格，他們更喜歡傳達了原文中陌生化特征的譯文”。這一事實決定了，譯者通常會盡量忠實于原作的語言風格，宏觀層面上異化策略采用得更多。不過，由于文學作品比普通文本更強調可讀性，因此在微觀層面上，譯者可能更多地采用意譯。楊憲益與戴乃迭對《紅樓夢》的翻譯中，為了讓讀者更好地欣賞到原作表現出的獨特語言風格和文化，宏觀層面異化策略更多。但是考慮到文學作品的可讀性，具體到某個片段則有不少采用意譯的情況。原作的第二回中有“雨村……中了進士”。對于中國古代科舉制度中的“進士”，他們采用了意譯策略，將其譯為“hebecameaPalaceGraduate…”。
三、結語
作為接受美學的核心內容之一，“讀者接受”對文學翻譯提出了新的挑戰，讓翻譯實踐活動重視讀者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關注翻譯活動的最終實現者。“讀者接受”對譯者的文本選擇、翻譯內容以及翻譯策略都有巨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雙向的。正是“讀者接受”對文學翻譯的限制與忠實影響的相互作用，促成了翻譯活動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