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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意涵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對于“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學理思考的邏輯起點應從正名,即對“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關鍵詞的意涵辨析開始。

1.“中國文學”之辨。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中,“中國文學”是第一個關鍵詞,辨其意涵,一是確定主體研究對象與內容是“中國文學”,而非其他國別文學,或世界文學、比較文學等;二是確定主體研究對象與內容是通代“中國文學”,而不是中國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這是對中國文學從起源到當今時代的古今貫通。

2.“古今”之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中的第二個關鍵詞“古今”,這本是一個時間概念,是基于對中國文學“古”、“今”兩大時段劃分,同時又具有“古”、“今”兩大時段中的兩種不同文學形態———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意義。由于長期以來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分屬兩個不同學科,治中國古代文學者不知中國文學流向何方;治中國現代文學者不知中國文學源自何處。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寫文學史”倡導開展“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其目的就是為了打破目前這一人為的學科壁壘,融合古今,貫而通之。當然,“古今”又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相對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將成為明天之“古”,以此類推,以至無窮。換言之,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別,這只是一個絕對變動中的相對界定。就當今對中國文學的“古今”劃分與學科設置而論,則“古今”分別對應于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通常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誕生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為近代文學,作為“古今”之間的中介與過渡。以此衡量當今“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中的古今貫通、就古論古、就今論今的三種取向,嚴格地說,只有第一種才真正契合“古今”這一關鍵詞的內在意涵。

3.“演變”之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中的第三個關鍵詞“演變”反映的是一個動態過程,即中國文學由古而今的發展變化過程。但“演變”一詞的意涵較之“古今”寬泛得多,因而對其內涵與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難得多。對此,黃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種思路:一是中國文學觀念的古今演變;二是中國文學內容的古今演變;三是中國文學形式的古今演變,可以視為對“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中的“演變”這一關鍵詞內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與闡釋[1]。需要略加補充的是,在觀念、內容、形式之外,還有一類交叉性、綜合性、影響性的演變研究,如文學原型研究,即合內容與形式于一體而難分彼此;如有關區域文學的古今演變,同樣具有交叉性、綜合性特點;如古代文學精神、內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學經典對現當代作家作品的影響等;又如文學形態與規律的演變研究,這不僅兼具觀念、內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觀性、本源性意義。

4.“臨界點”與“關聯點”之辨。由于“古今”的游動性與“演變”的寬泛性,不同的學者對此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對于“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意涵辨析,需引入“臨界點”與“關聯點”這兩個概念。“臨界點”研究重在探索中國文學由古而今的發展變化過程、形態與規律,葛永海教授的《文學古今演變的臨界點之辨》[2]、范伯群教授的《文學語言古今演變的臨界點在哪里?》[3]分別從理論范疇與具體形態兩個層面對此作了比較精辟的闡述。葛文指出,所謂文學演變的臨界點也就是文學古今演變的關鍵時間點,具體指的是文學體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進中發生重大改變的轉折點,它可能是一個時間點,亦可能是一個時段。“臨界點”之于文學演變的意義,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闊大,鐵之淬火,煥然已成鋼,在古今貫通的文學視域中,“臨界點”的辨析與判定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正是它的存在使文學古今演變的概念被賦予了完整的內涵而獲得了合法性的意義,同時具備了方法論的內涵。實際上,“臨界點”是從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所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從“古今”“演變”研究的游動性與寬泛性概念落到實處的關節點。因此,基于“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范疇,對臨界點研究的內涵特性進行學術層面的界說、解析和提升,使之轉化為有效的學理資源,可以為自覺的學術探索提供足夠的啟示和借鑒。

“關聯點”研究重在探索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之間的內在關系,以及古今具體作家或作品的某種源流關系。“關聯點”之不同于“臨界點”,主要在于“臨界點”具有明顯的時間標志,是指文學體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進中發生重大改變的轉折點,而“關聯點”則主要是指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之間的源流關系,并無明顯的時間標志。若要探索和研究古代文學精神、內容、形式乃至某一文學經典對現當代作家作品的影響,其前提條件是彼此之間具有內在的關聯性,然后才有可能發現和確認彼此的關聯點,包括前者對后者的影響,后者對前者的借鑒,從而有助于彼此之間的意義互釋與重釋。關聯性程度越高,關聯點的研究也就越有價值。

5.“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整體意義。概而言之,即是力圖打破長期以來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分學科設置的人為壁壘與鴻溝,而對中國文學發展演變作貫通性的研究。因此,它既不能局限于中國古代文學或現當代文學各自演變的研究,也不只是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或加上近代文學的簡單連接,而是著重強調在古今貫通中對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內在關系和演變規律的重新審視及探索。從總體上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理論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其內涵、外延、理論、范式、方法等重要學理問題的研究。二是實體性研究,又可分為兩個層面:其一是有關中國文學由古而今的發展變化過程、形態與規律的整體性研究;其二是有關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古今具體作家或作品之間存在的源流關系的研究。

二、“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學科定位

對于“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而言,如果說“正名”重在辨析其名稱之爭,那么學科定位則旨在辨析其身份困惑。

“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究竟是一種研究方法、研究領域還是一個交叉學科,目前學術界尚存在不同看法。然而,既然“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被定位于貫通兩個不同學科的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那毫無疑問應該具有某種交叉學科的準學科性質。所謂學科,通常有兩種含義:一是指學術分類體系,即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學科的分類,如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哲學、文學、史學、法學等;二是指高校教學、科研等的功能單位,是對高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隸屬范圍的相對界定,與專業密切相關。目前,高校的本科與研究生教育劃分為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等11大門類。在各門類之下,又由88個一級學科、381個二級學科所組成。例如,在文學門類之下再劃分為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藝術學等四個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之下再劃分為文藝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八個二級學科。有關學科的以上兩種含義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涉及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兩個二級學科,是貫通這兩個二級學科的一種交叉性、綜合性研究,所以應從一種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或研究方向作出跨學科的定位與設計。從一般的學科含義上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偏重于前者,即重在學術研究之意義。自2001年9月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于中國古代文學專業中新辟“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這一研究方向,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2003年9月,又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再至2005年,經國家學位辦公室批準,終于將“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增列為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平行的二級學科,至此,“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總算在國家學位序列中擁有了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等二級學科同等地位的“戶口”,取得了某種合法身份,同時也因此擁有了學科———包括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相對完整的意義。

然而,從深層次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身份困惑并沒有獲得真正解決。一方面,在目前國家學位序列中,“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僅僅是一個臨時“戶口”,還沒有真正確立與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兩個二級學科同等的地位,迄今為止,在大部分高校中,古代文學還是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還是現當代文學,要打通彼此的課程、教材都顯得十分困難;另一方面,學術界對“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學科歸屬與定位上還遠未達成共識。鑒于現行學科體系中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依然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狀況,倡導和設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打破這種人為壁壘而進行貫通古今的研究,因而,它既不能等同或附屬于中國古代文學,也不能等同或附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而是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貫通性研究。那么,其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么?是否真正確立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三分天下格局,或者一并合之為中國文學?的確需要學術界一同思考并作充分的論證,但不管那一種方案,都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結果。

學科定位與建設涉及到學術理念發展、學術分類體系、人才培養體制、學術交流平臺以及學術組織形式。學科分類與“身份”確認的負面作用是“畫地為牢”,在打破舊的學術壁壘的同時,又可能會制造新的人為壁壘,但其正面意義是對現行學科體制進行重新調整,是對學術資源進行重組和優化。所以,“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獨立設置,從總體上說還是有利于其作為一個新興交叉學科的可持續發展的。

三、“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理論引領

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幾個關鍵問題中,是否具有前沿性、導向性、創新性的理論引領,是一個事關學科能否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事實求是地說,在過去十余年的學術探索過程中,這一核心問題尚未引起學術界應有的重視,整體理論創新不強,直到新近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研究中心黃仁生教授從中國古代文史理論中發掘、重釋“通變論”并應用于“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理論建設[1],才在這個核心問題上取得了重要進展。現以此為基礎,一方面參照相關研究成果對“通變論”加以重釋;另一方面以“轉型論”、“對話論”為輔助,通過與“通變論”三位一體的組合,一同為“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提供理論支持。

“通變論”可以上溯至《周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西漢司馬遷自述編纂《史記》宗旨為“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遂以“通變論”運用于史學研究。南朝時期,以沈約、劉勰等為代表,又以“通變論”運用于文學批評實踐與文學理論建構。沈約率先承接和借鑒“通變論”論述文學源流變遷,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首倡“文體三變”說:“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論漢魏至晉宋兩段文學,文體各有“三變”,實為兩個“文體三變說”。

劉勰《文心雕龍》則進而承接和借鑒“通變論”運用于文學理論建構,其第二十九篇經直以“通變”為名,提出“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忘今制奇,參古定法”。第四十五篇《時序》進而結合時代變遷,論述上古至于當代的文學演變進程與規律,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可以說是對當時自古而今文學演變研究的典范論述,富有理論創新性與歷史深邃感。

作為文學“通變論”的一種更為具體的文學史觀,由沈約首倡的“文體三變”說在南朝之后,一再得到各代學者的回應和重釋,進而演變為中國文學史的一種基本論述模式。比如,梁代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提出“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北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提出“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而后到中唐,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提出“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的“唐文三變說”。北宋宋祁、歐陽修《新唐書·文藝列傳序》提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的新“唐文三變說”。北宋楊龜山、南宋劉克莊等提出盛唐、中唐、晚唐的“唐詩三變說”。再到南宋周必大《廣昌縣學記》、樓鑰《北海先生文集序》、元代脫脫《宋史·文苑傳序》提出“宋文三變”說;南宋劉克莊《江西詩派序·黃山谷》提出“宋詩三變說”,汪莘《方壺詩余自序》提出“宋詞三變說”;元末陳基《孟待制文集序》提出“元文三變”說,楊維楨《玩齋集序》提出“元詩三變”說;明代黃佐《文體三變》提出“明文三變”和“明詩三變”說;清錢謙益《題懷麓堂詩鈔》、鄧顯鶴《岳歸堂全集序》亦有“明詩三變”之說。由上可知,沈約的“文體三變說”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影響深遠,已成為歷代文學史的基本論述模式。李定廣教授總結由沈約首倡的“文體三變說”的主要理論意義在于:一是開創了中國文學史論述的基本模式,是古代文學史論述最富理論形態、最有方法論意義同時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論述模式。后世的理論家從此掌握了一種最簡潔、最有效的文學史研究方法和論述模式,并廣泛運用于各個朝代各種文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二是開辟并規范了古代文學史論述的基本視角,即從“文體”角度來觀照文學史的演變。三是確立了古代文學史論述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即以“變”來觀照和研究文學史。《周易》從哲學上強調“變”的精神,有所謂“變化日新說”,唯有“變”才能“久”,是為后世文學新變思想的哲學依據。四是創立了一種推尊某些作家或流派文學成就和文學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基本論述方法,尤其是將某些作家放在第三變上,突出其崇高的文學史地位,從而樹立文學偶像和文學經典。這也許是“文體三變說”最重要的理論意義[4]。

明清時代,隨著大量區域性文學流派的產生以及諸多區域性文集的問世,區域文學的意識與研究開始受到學術界重視,相繼出現了一些總體性或專題性的有關區域文學古今演變的論述。比如,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文集序》稱:“廣東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于漢,熾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是為區域文學的古今通觀之論。

“通變論”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觀古今之變,洞悉和把握文學演進的形態與規律,臻于歷史與邏輯的辯證統一,這是通中之變與變中之通的互動和結合,積淀著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十分豐富的歷史蘊涵與重釋價值,因而可以作為“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理論支撐的基石和主軸。

“轉型論”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國文學古今演變”不僅標示著中國文學從古代延續于現代的不同時段之意義,而且標示著中國文學從古代向現代轉型的不同形態之意義,因而需要“轉型論”對“通變論”加以補充和完善。所謂“轉型”,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態與內在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一個過程,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不同轉型主體的內質與狀態及其與客觀環境的適應程度,決定了轉型內容和方向的必然性與多樣性,“轉型論”即是對這一現象和規律的深入思考與研究而形成的系統理論及模型。就“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而論,“轉型論”要系統解釋和回答中國文學古今演變中中國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轉型的動因與動力、方向與模式、過程與結局、成效與影響等問題,并對其成果與不足、經驗與教訓加以歷史性的反思和總結。

“對話論”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國文學古今演變”中的中國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既有內在的相通性,又有各自相對的獨立性,因而需要“對話論”對“通變論”與“轉型論”加以補充和完善。“對話論”既源于古老的先哲智慧,更有現代的理論創新意義。現代對話概念的提出與對話理論的發展,是與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布伯、英國物理學家、思想家戴維·伯姆等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巴赫金強調了對話的必然性,認為人類情感的表達、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種形式的存在都必須以語言或話語的不斷溝通———對話為基礎,“一切莫不都歸結于對話,歸結于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意識的對話本質,人類生活本身的對話本質,用話語來表現真正的人類生活,唯一貼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對話”(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布伯強調了對話的平等性,認為因為原初之詞“我—你”和“我—它”是雙重的,所以,人們在認識世界時也是持雙重的態度,世界也因此變成雙重的了。由世界的二重性與人生的二重性,構成了“你”之世界與“它”之世界的對立以及“我—你”與“我—它”人生的對立。“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我”只存在于“我—你”或“我—它”之間,個體之“我”不應當把“他者”視為客體而形成“我—它”關系,而是應當建構平等的“我—你”關系,使人與世界、與他人之間構成平等的“相遇”,這種“我—你”關系和敞開心懷便被稱之為“對話”(馬丁·布伯《我與你》)。伯姆則強調了對話的創造性,認為“對話仿佛是一種流淌于人們之間的意義溪流,它使所有對話者都能夠參與和分享這一意義之溪,并因此能夠在群體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識”。對話所追求的是“一贏俱贏”,“在對話中,人人都是勝者”(戴維·伯姆《對話論》)。就“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而論,對話的必然性、平等性、創造性意義,對于通過中國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深度對話而相互走進對方進而發現新的意義,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參考價值。

要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理論引領,應以“通變論”為主軸,以“轉型論”、“對話論”為兩翼,由此形成三位一體的穩固性結構。這不僅可以進一步夯實“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學科基礎,而且對“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范式建構具有導向和啟示意義。

四、“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方法整合

“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方法選擇,伴隨著研究實踐的興起而興起,并且日益呈現為多樣化趨勢和豐富性特點,而從學理上加以探討,則與其范式建構密切相關。筆者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學科范式的探索與建構》[5]一文中曾簡要涉及“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提出就“古代—現代”的第一重維度而言,在方法論上可以從三個層面入手:一是站在古代文學本位立場的從“古”觀“今”;二是站在現代文學本位立場的以“今”溯“古”;三是站在“近代文學”本位立場的“古”“今”連通。但其最高境界應是超越以上三個本位立場的古今通觀。就此而論,以往有些論文仍局限于古代文學、現代文學或近代文學本身論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實不符合跨學科研究的基本規范。就“西方—本士”的第二重維度而言,在方法論上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入手:一是以現代文學為本位的以“中”溯“西”,接近于比較文學的淵源研究;二是以西方文學為本位的以“西”觀“中”,接近于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三是基于平行視點的中西互觀,接近于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但其最高境界應是超越以上三個本位立場并與古今通觀相交融的中西通觀。就此而論,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既需借鑒于比較文學研究,但彼此有分有合,不能簡單等同。就“文學—文化”的第三重維度而言,在方法論上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入手:一是站在文學的本位立場,由文學演繹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場,由文化審視文學,兩者都屬于交叉研究,其最高境界或最高價值是文學與文化精神脈絡的尋繹、復原與重釋。現在看來,需要進一步強調和凸顯以上“三重維度”中的中介———“近代”、“日本”與“審美”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關于“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黃仁生教授在向研究生授課中介紹過三種最基本的方法[1]。一是溯源探流式(水經研究)。這是指從古今文學相互聯系的視角出發,把中國文學的發展看作是一條大河,從古代(源頭)一直探討到當代(匯入世界的大海大洋)。其中又可采取多種形式,比如說,既可寫一部通史性質的《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史》,也可以分體裁或特定的研究對象,撰寫諸如中國詩歌古今演變史、中國小說古今演變史、中國散文古今演變史、中國文學思想古今演變史。不過,這些題目都很大,對作者的專業功底和學術積累要求較高,因此不適宜于年輕學者來做。但我們可以進一步縮小研究的范圍,例如,研究吳越故事演變史、王昭君故事演變史、中國文學人物肖像描寫演進史、中國文學心理描寫演進史等。其中關于源頭發生比較晚的研究對象,也可以劃入這一類。例如,李(隆基)楊(玉環)故事演變史、中國戲劇沖突演進史等。二是溯源式(DNA檢測)。這是站在后世的立場上,對作家作品所受古代文學傳統基因的影響進行檢測。這種檢測不僅可用于研究現代文學作家作品,例如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林語堂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古典文學的影響,而且可以用于研究當代文學作家作品,例如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和《廢都》,鄭義的《遠村》、《老井》,莫言的《紅高粱》,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甚至包括中國當代臺灣、香港作家和海外華人作家的作品,例如,金庸的武俠小說、瓊瑤的言情小說、余光中的詩歌散文等,都從古典文學傳統中汲取過豐富的營養。三是探流式(影響研究)。這往往是以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一位偉大作家乃至一部經典作品為例,重點探討其對后世的影響。例如,晚明小品文對現代小品文的影響,《紅樓夢》對巴金《家》、《春》、《秋》的影響等。近年來,學術界推出的某專題、某名家、某名著的研究史或接受史,也可以看作是影響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

有道是“條條大道通羅馬”,因而對于“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方法整合問題,學術界應該抱有更開放、更包容的態度,比如也可以嘗試從宏觀、中觀、微觀等不同層級加以把握和探索,尤其需要先從微觀研究入手,然后逐步走向中觀,最后臻于宏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