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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創(chuàng)作主體的自覺是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主觀條件，漢賦接受的實際效應是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客觀條件。漢代文學觀念的變化和文體辨析的意識、漢代社會的審美風尚以及先秦文化的滋養(yǎng)則是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原因。

[關鍵詞]接受關學；漢賦；文學自覺；審美娛樂性

漢代文學由于受政治、經(jīng)學等因素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化、經(jīng)學化的色彩。但漢代也是中國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漢賦作為漢代文學的代表，具有鮮明的文學自覺化的傾向。龔克昌先生的《論漢賦》《漢賦——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和張少康先生的《論文學的獨立和自覺非魏晉始》等文均論述了這一問題。本文試圖在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接受美學的理論對此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并對與此相關的一些問題進行辨析。

要討論“文學自覺”，我們必須先明確“文學自覺”這個概念的含義。一般認為，“文學自覺”是指作家有意識地在創(chuàng)作中追求藝術性和審美性。實際上，這種理解是不夠全面的。所謂文學自覺，應是整個文學活動的自覺。而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完整的文學活動指“作者——作品——讀者”這樣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第一個階段是創(chuàng)作過程，作者賦予文學作品發(fā)揮某種功能的潛力；第二個過程是接受過程，由讀者通過鑒賞來實現(xiàn)這種潛力。因而作品實際上存在于作品與讀者之間往復交流的過程之中。因此，文學自覺應該包括創(chuàng)作主體的自覺和接受主體的自覺。

一、創(chuàng)作主體的自覺是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主觀條件

創(chuàng)作主體的自覺是指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文學活動的意義，能認識和掌握藝術規(guī)律，并在文學實踐中有意識地遵循這些規(guī)律。創(chuàng)作主體的自覺是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主觀條件。

(一)賦作家群的出現(xiàn)

在漢代，出現(xiàn)了賦作家群。漢朝建立后，經(jīng)過幾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各諸侯國有了較強的經(jīng)濟實力。如《漢書·文三王傳贊》載：“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材，廣其宮室車服。”但當時的諸侯國不能像戰(zhàn)國諸侯那樣開疆拓土，于是，便向著文化、享樂等方面發(fā)展，以招致文士聞名的諸侯王有淮南王劉安、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漢初辭賦作家群首先在這三位諸侯王那里生成。到了漢武帝、漢宣帝時期，諸侯王的勢力已徹底削弱，原來會聚在各諸侯國的辭賦家們漸漸云集到長安，成為皇帝的言語侍從。班固的《兩都賦序》對當時的情形作了記載：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nèi)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

在這里，班固將言語侍從之臣和公卿大臣的創(chuàng)作情況分別論述，公卿大臣是“時時間作”，而言語侍從之臣則是“朝夕論思，日月獻納”。這給我們傳達了一個信息：對公卿大臣來說，創(chuàng)作辭賦是一種“余業(yè)”，而對言語侍從之臣來說，則是其在朝廷安身立命的“本業(yè)”。因此，言語侍從之臣可說是當時的專業(yè)作家。

賦作家群的生成，意味著在中國文學史上出現(xiàn)了自覺、專業(yè)的創(chuàng)作隊伍，這是文學走向自覺的基礎。

(二)賦作家對藝術規(guī)律的自覺認識

在癡迷賦創(chuàng)作的同時，賦作家對賦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亦有了自覺的認識。談到這個問題，人們經(jīng)常提起的是《西京雜記》所記載的司馬相如說的一段話：

合纂組以成文，列綿繡而為質(zhì)，一經(jīng)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于內(nèi)，不可得而傳。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司馬相如之前，枚乘的《七發(fā)》實際上已涉及到了漢賦的創(chuàng)作：

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于是使博辨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

在這里，枚乘談的其實也就是漢賦這種文體的內(nèi)容和形式：從內(nèi)容上看，漢賦是詠物之體，所寫之物主要是山川自然等壯麗事物，能令讀者得到審美的愉悅。從形式上看，漢賦連綴相類的事物，進行排比歸納，造成鋪張揚厲的效果。可見，枚乘對漢賦的藝術性和審美性已有了明確的認識。

另外，揚雄則強調(diào)作賦應善于學習和模仿，他說：“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為之。”(《全漢文》卷五十二《答桓譚書》)。這與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據(jù)記載，揚雄早年熱衷于辭賦寫作，崇拜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所以“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漢書·揚雄傳》)。揚雄注意到司馬相如的賦“弘麗溫雅”，表明他明確認識到漢賦的藝術性和審美性，并將之作為追求的目標。漢賦作家對藝術規(guī)律的認識，意味著文學創(chuàng)作已不再是盲目的、自發(fā)的，而是已進入了一個自覺的階段。《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作《上林賦》《子虛賦》時，“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后成”。桓譚《新論》說揚雄作《甘泉賦》：“詔使作賦，為之卒暴，思精苦，始成，遂因倦小臥，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內(nèi)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后漢書·張衡傳》說張衡創(chuàng)作《二京賦》是“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漢賦作家創(chuàng)作時的殫精竭慮體現(xiàn)了他們對藝術的自覺追求，使?jié)h賦具有“麗”的特征。所謂“麗”，主要指文辭的華美。李澤厚認為：“正是這樣，不怕去追求一種強烈地刺激著感官，使人心神搖蕩之美，正是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漢賦的一大成就。雖然這種美的追求在后來產(chǎn)生了堆砌、造作、輕佻、浮薄、萎靡等流弊，但從它打破儒家那種處處受著政治倫理束縛的美的觀念來說，卻是一種解放。”這種說法是很正確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漢賦作家不管在主觀意識上還是在實際創(chuàng)作中都強調(diào)賦的“諷諫”功用。正因為這一點，不少論者認為漢賦并沒有實現(xiàn)文學的自覺。實際上，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文學是“反映社會存在的一種審美的意識形態(tài)”。審美從目的上看具有非功利性，從方式上看具有形象性，從態(tài)度上看具有情感性；意識形態(tài)則具有功利性、概念性、認識性的特征。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tài)意味著“文學具有審美與意識形態(tài)雙重性質(zhì)”，即文學既是無功利的也是功利的，文學既是形象的也是理性的，文學既是情感的也是認知的。可見，是否具有功利性不能作為判斷文學是否自覺的標準。而審美性是文學的基石，漢賦作家的自覺意識和自覺追求，使?jié)h賦具有了強烈的審美性，因此，我們可以說，漢賦具有鮮明的文學自覺化的傾向。

二、漢賦接受的實際效應是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客觀條件

接受美學是20世紀60年代西方文學研究中一種新興的方法論，它把文學批評的重點從傳統(tǒng)的文學作品的本體研究轉向了對文學作品接受對象的研究。接受美學把沒有經(jīng)過讀者閱讀和檢驗的文學作品稱為“文本”，經(jīng)過閱讀檢驗的才稱為“作品”。堯斯認為，在文學進程中，不僅有作家作品，而且有讀者。作品通過閱讀才能表現(xiàn)出作品的價值。文學史是作家作品和讀者的關系史，文學價值是作家創(chuàng)作意識和讀者的鑒賞意識構成的。

因此，僅僅從創(chuàng)作主體的角度來探討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問題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必須關注接受主體對漢賦的接受。

不可否認，文以致用的精神一直是漢代文學思想的主流，《后漢書·蔡邕傳》記載蔡邕上書對鴻都門學的看法：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jīng)術，聽政余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jīng)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yōu)，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蔡邕認為辭賦“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也就是說辭賦無益于政治，無益于教化。但從蔡邕對辭賦的否定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漢代人們已經(jīng)意識到辭賦與政治、教化的距離。

實際上在漢代已出現(xiàn)了以文為娛的做法。《漢書·枚乘傳》載：“皋不通經(jīng)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嫂戲，以故得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漢書·嚴助傳》說漢武帝“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虞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yōu)蓄之”。另外，漢宣帝召令王褒、張子僑待詔，幾位賦作家數(shù)從游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當時還發(fā)生了用辭賦為太子(即后來的漢元帝)治病解悶的奇事，由于療效顯著，太子得以康復，后來在后宮中形成了誦讀王褒賦的風氣：

其后，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賦》，令后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漢書·王褒傳》)

《漢書·王褒傳》中還記載，漢宣帝劉詢喜辭賦，“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他反駁說：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彀，音樂有鄭衛(wèi)，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yōu)博弈遠矣。

在這里，漢宣帝指出辭賦“與古詩同義”，“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但這更多的是為辭賦的合理存在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實際上漢宣帝喜愛辭賦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它“辯麗可喜”，能夠“虞說耳目”。而他用孔子肯定博弈的話為辭賦辯解，已表明他認為辭賦和博弈一樣，都具有娛樂作用。這種重娛樂輕教化的觀點與傳統(tǒng)的儒家詩教觀是背道而馳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當時不少人對漢賦的接受強調(diào)其“諷諫”功能，但實際情形卻是，漢賦的“諷諫”效果遠遠不及審美娛樂的效果：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拒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飄飄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漢書·揚雄傳》)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法言·吾子》)

揚雄已經(jīng)注意到了漢賦的審美屬性，并意識到了接受主體對審美娛樂性的關注。對此，李澤厚曾指出：“司馬相如的賦區(qū)別于‘詩’和楚辭的地方，在于它處處自覺地講求文詞的華麗富美，以窮極文辭之美為其重要特征。雖然它也有歌功頌德和所謂‘諷諭’的政治作用，但構成漢賦最根本的特征的東西卻在于它能給人充分的藝術美的享受，并以給人們這種享受為自覺追求的重要目的。”也就是說，從賦的接受角度來看，漢賦確實具有鮮明的文學自覺化的傾向。

那么，為什么漢賦作家會大量創(chuàng)作這種“欲諷反勸”的作品呢?實際上，這體現(xiàn)了漢賦作家創(chuàng)作的自覺意識。接受美學認為，文學的接受過程在藝術構思中就產(chǎn)生了，作家要考慮讀者的“期待視野”，并在藝術傳達中不斷修改，以適應讀者的期待視野。漢賦作家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潤色鴻業(yè)”，希望在圣明君主的統(tǒng)治下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因此，他們在創(chuàng)作時必然會考慮到接受主體——帝王的期待視野。《漢書·武帝紀》載有漢武帝在元光元年的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fā)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成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漢武帝下詔要求臣子歌頌古今帝王的功績，實際上更多的是希望臣子歌頌當代王朝。對這一點，作為言語侍從的賦作家應是很清楚的。如司馬相如在創(chuàng)作《上林賦》時，就充分考慮到了漢武帝的閱讀期待：“然此《子虛賦》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上林賦》極力夸飾帝王苑囿之大，物產(chǎn)之豐富，畋獵場面之壯觀，借此宣揚了天子的獨尊威勢及大漢的無比強盛，極大地滿足了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也就是說，漢賦作家這種自覺的創(chuàng)作意識，是漢賦具有強烈審美性的基礎。

三、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原因

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原因有三：一是漢代文學觀念的變化和文體辨析的意識；二是漢代社會的審美風尚；三是先秦文化的滋養(yǎng)。

兩漢文學觀念的變化，首先體現(xiàn)在“詩賦”的獨立：

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辮其訛謬，隨競奏上，皆栽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略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阮孝緒《七錄序》)

《七略》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shù)略》和《方技略》。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詩賦”與學術著作進行分離，“詩賦”由此獲得了獨立的地位。在此基礎上，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將辭賦分為屈原賦、荀卿賦、陸賈賦和雜賦四類，并在每類作品中附上小序，說明作品的源流和特色。劉向、班固等人的文體分類工作，體現(xiàn)了文學自覺的意識。

與此相聯(lián)系的是，兩漢時期，文學與學術已經(jīng)有了區(qū)分。“文章”、“文辭”被用來指代有文學色彩的作品，“文學”則指學術，包括經(jīng)、史、子一類的著作或學問，如：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史記·儒林列傳》)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漢書·揚雄傳》)

上鄉(xiāng)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史記·孝武本紀》)

延文學儒者以百數(shù)。(《漢書·儒林傳》)

漢人對文學與學術的區(qū)分，體現(xiàn)了當時的人們已明確意識到文學創(chuàng)作和學術著作的不同，這對文學創(chuàng)作注重審美娛樂性無疑是一個巨大的促進。

另外，《后漢書·文苑傳》在介紹作家的創(chuàng)作成就時，一一點出他們創(chuàng)作的文體，如傅毅“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王逸“著《楚辭章句》行于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趙壹“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據(jù)統(tǒng)計，涉及的文體種類有30多種，可見當時人們對各種文體的功用和特征已有了較明晰的認識。這種文體辨析意識，很明顯有助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

漢代社會的審美風尚亦是文學具有自覺化傾向的重要原因。前面談到，漢初經(jīng)濟發(fā)展迅速，隨著社會財富的日益豐富，在統(tǒng)治階層中形成了一種奢麗享樂的風氣。枚乘《七發(fā)》中所寫的音樂之悲、飲食之美、車馬之駿、畋獵之壯、觀濤之奇，實際上就是對統(tǒng)治階層聲色犬馬之樂的描述。另外，司馬相如的《上林賦》也對漢代的娛樂場面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

于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鉿朋耠，洞心駭耳。荊吳鄭衛(wèi)之聲，韶漫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yōu)休儒，狄鞭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新晨

這里的描寫固然不無夸大之詞，但它卻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豪奢、尚奇的審美風尚。這種審美風尚必然影響到漢賦作家，使他們在創(chuàng)作時自覺追求文采的華麗、詞藻的豐富，注重賦的審美娛樂性。也就是說，漢代的審美風尚為漢賦的繁榮提供了適宜的土壤，使?jié)h賦體現(xiàn)出鮮明的“文的自覺”。

先秦文化的滋養(yǎng)也是漢賦具有文學自覺化傾向的不可或缺的原因。《文選》卷一《兩都賦序》李善注：“《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日賦。故賦為古詩之流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云：“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摘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涂。實相枝干。(故)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蔫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于是茍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述主客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云：“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zhàn)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征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當然，關于漢賦的淵源問題，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定論，但說漢賦充分吸收了先秦的各種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文學性因素，這應該是事實。也就是說，漢賦的文學性是作家在汲取先秦文化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漢代的審美風尚，經(jīng)過作家自覺的藝術追求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