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家校合作教育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美國經濟學和社會學家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一書提出，集體利益包括相容性(inclusive)和排他性(exclusive)兩種:相容性利益是指利益主體在追求這種利益時是相互包容的，即所謂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若干年后，他在《國家的興衰》(1982)一書中又進一步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共容利益”(encompassinginterests)的基本概念。擁有共容利益主體，其自身利益與社會的繁榮密切相關，因而有強烈的激勵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理性地追其自身利益的個人或某個擁有相當凝聚力和紀律的組織，如果能夠獲得穩定社會總產出中相當大的部分，同時會因該社會產出的減少而遭受損失，則他們在此社會中便擁有了共榮利益。多元主體之間的合作是規避風險，彰顯共榮利益的平臺。廣義的合作可以用來指稱人類群體活動的三種形態，即“互助”、“協作”和“合作”。狹義的合作則是合作的高級形態，它包含著工具理性的內容而又實現了對工具理性的超越，可以看作是人類較為高級的實踐理性的現實表現［5］。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實施中，政府、社會、家庭、高校通過互動合作，從共榮利益角度去整合資源，而不是單一的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的訴求上更多傾向于合作共榮，構建多元主體的合作模式，從而更從容的應對風險社會所帶來的沖擊，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缺乏信任、互動與回應機制: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困境

家庭教育是人類最原始、基礎的源頭教育。個體在成長的過程中，往往對安全的第一意識便是來自孩童時期的家庭教育。隨著現代性本身的發展和全球化趨勢導致的風險無限擴大化，風險社會作為對中國社會結構產生關鍵性影響的另一種力量開始崛起，我們所處的社會結構開始由物質財富分配向風險分配重組。而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實施中往往關注的是他們自身的狹隘利益，忽視了家庭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影響力。一方面，由于地域、時間、文化層次、工作關系和自身的參與意識等影響和制約，家庭無法也不愿參與高校的管理和教育;另一方面，高校教育的獨立性和專業性，作為高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者也不愿意家庭廣泛的參與，因此家庭和高校之間的互動將無從產生。尤其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內容和路徑上，高校多從維護學校的穩定出發，而忽視了學生本身，或者家庭的因素，那么形成的結果就是輸入與輸出信息的極不對稱性，故而，公共教育的實施主體便失去了約束性和自覺性，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往往無法兼顧到對家庭因素的考量。人的自利性造成了“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務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務，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務: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務。”［6］因而由人組成的組織或利益集團在常態下更關注自身的利益。政府作為“政治人”，是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擁有強大的社會資源。但在現實中，政府往往又無法繞開自己的利益，無法避開“經濟人”理性的支配，常會選擇在更短的時間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日常中，政府的公安、司法、衛生、文化、工商、質檢、宣傳、新聞出版等有關部門并沒有與高校形成緊密銜接和良性互動。據調查，目前國內大部分高校的公共安全教育仍由校內某一職能部門承擔，這就造成了公共安全教育師資、資源的緊缺，教育成效不明顯，尤其是風險社會所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使大學生在風險面前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應對，風險意識淡薄，這也是高校突發性事件頻發的誘因之一。公共安全教育制度缺乏全員參與，缺乏互動平臺，安全教育常常成為事后的補救，缺乏前瞻性。一定程度上說，是信任、互動、回應機制的缺乏和預警機制的不健全。

走向風險共擔的合作模式: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徑

公共安全教育是一項合作的事業，在風險面前，各利益主體是積極索取自己的狹隘利益，還是積極互動、資源共享、互惠信任、平等合作。很顯然，應對風險的公共安全教育絕不是高校自身的義務，而是政府、社會、家庭共擔的責任，那么只有各利益主體的廣泛參與，平等合作，建立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合作新模式，各利益相關者的訴求才能得到合理解決，利益相關者的投入與回報才會相匹配，才能為學生的健康成長、快樂成才塑造良好的教育環境，切實提高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1培育風險文化，構建風險共擔機制

高校在實施公共安全教育時，要放眼世界，洞察國際風云變幻時局，結合青年大學生的自身特點和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提高他們對風險的認識、應對和化解能力，構建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機制。為了保障這個機制的良性運轉，需要政府、高校、家庭形成良好的誠信、授信和互動，在互動中促進利益的共榮。同時強化風險的共擔，使每一個主體在風險面前，都出自整體的利益，而不是自身或某個集團的狹隘利益。

2疏通家長參與渠道，構建家校合作模式

在家校合作模式中，馬忠虎對家校合作活動的分類及家長在不同活動中的角色提出構建“以家為本”和“以校為本”的合作模式，崔鳴國則提出以“家校互動”為合作模式。無論是“以家為本”、“以校為本”，還是“家校互動”，最首要是要疏通家長的參與渠道，參與渠道不暢通，合作就得不到落實。高校可通過網絡為溝通載體，互聯網的產生和廣泛運用為家校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溝通平臺，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實施中，可通過微博、網絡電視、QQ群、飛信等多種方式溝通交流，訊息的快捷性和私密性使教育效果更為明顯。除了運用現代的多媒體技術之外，還可沿用傳統的書信形式，滿足不同的家庭需求。總之，高校和家庭只要通過采取多種途徑產生互動和回應，那么建構起家校合作模式，就會促進公共安全教育的實施，并取得明顯的成效。

3增強利益共生共榮，構建府校合作模式

近年來，地方政府越來越熱衷于開展與高校之間的合作，通過與高校建立的合作，一方面依托高校培養急需的專業人才，另一方面通過高校的知識化帶動地方政府的產業化，不斷拓展產學研一體化，加快地方經濟的快速增長。高校和地方政府擁有兩種不同資源，這兩種資源具有相當的互補性，通過資源的整合，既可以幫助高校走出目前的發展困境，又可以幫助地方政府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地方政府通過與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領域開展的全方位、多層次合作，有利于安全教育機制的建立、安全教育知識的更新和教育教學方法的創新，能緊跟時代潮流和社會發展形勢，安全教育更有針對性和時效性，教育效果更為顯著［9］。密爾認為，一個好政府的首要問題不在于它管多少具體的事情，而應該把提倡公民的公共精神看成是其最重要的任務，而且在公共精神的教育與提升方面，公共權力機關應起著表率的作用［10］。故而，政府在與高校合作時，必須以利益的共榮為原則，通過資源整合、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共同應對風險社會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以公共安全教育和公共精神的培養推動合作模式的健康發展，更大范圍地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的形成。

第2篇

[1]這是我國高等教育學研究值得注意的問題，也是我閱讀熊華軍教授、史志剛同學的《2010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論文作者的可視化分析——基于12種CSSCI來源期刊載文數據》和陳昌蕓同學的《共詞可視化視角下教學服務型大學研究領域構成及發展趨勢》兩文后首先意識到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想到要談談對高等教育學領域研究的認識與看法。熊華軍教授和史志剛同學的文章，是關于高等教育學大領域研究情況的可視化分析。通過對2010-2013年12種教育學期刊刊載的高等教育論文作者進行可視化研究，總結了2010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論文作者的發文規律，揭示了作者間的知識交流機制與合作交流模式，得出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已初步形成核心作者群，我國高等教育論文作者表現出了明顯的地域差異，以華中科技大學為代表的部屬大學引導、鼓勵和組織學者開展高等教育跨學科研究，我國高等教育論文作者主要來自教育學，多受到省級和部級的基金資助，彼此之間合作規模較小，合著強度較低，合作率不高，主要圍繞高職教育、高等教育理論、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質量、高校德育、大學教師發展、創新創業教育和高校人才培養八方面開展研究等結論。這些研究，數據可靠，分析透切，很有說服力。陳昌蕓同學的文章，采用的也是可視化分析的方法，不過，關注的只是高等教育大領域中教學服務型大學小領域研究的問題。華中科技大學以劉獻君教授為代表的院校研究領域已經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教學服務型大學研究領域是院校研究領域中的一個子領域。這個研究領域，也是由劉獻君教授在2007年開啟的，現在隨著教學服務型大學建設實踐的逐步推進，也產生了一批理論研究成果。陳昌蕓同學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可視化分析，認為當前教學服務型大學研究文獻主要涉及教學服務型與其他大學的區別和聯系、具備的特征及價值和功能、建設主體、建設路徑、具體問題探討五大領域，教學服務型大學研究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未來需要注重學科發展，著力特色研究；重視社會服務，推進合作研究；關注人才培養，突出創新研究；強調多維審視，多視角研究。關于教學服務型大學研究五大領域的查找及其研究趨勢的提出，為進行教學服務型大學領域研究提供了參考。

這里選編的兩篇文章都對其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進行了梳理，并列出了名單。熊華軍教授和史志剛同學的文章得出了2010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高產作者有王建華、張楚廷和王洪才等為代表的66位，形成了以潘懋元、張應強和劉獻君等為代表的高被引作者群，高文兵、李立國、王建華和劉克勤是綜合網絡中影響力較大的作者等數據。陳昌蕓同學的文章得出了在發表教學服務型大學研究文獻的50種期刊中《銅仁學院學報》刊發了14篇、《浙江樹人大學學報》13篇，核心作者有劉獻君、侯長林、羅靜、陳明、徐緒卿、魏鋼焰、陳瓊英、沈云慈等結論。這些數據和結論，既是對相關刊物和作者的肯定，也為更多的研究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強化了高等教育學的領域研究意識。銅仁學院能夠在全國教學服務型大學研究中有一定的地位，就是其高等教育研究團隊近幾年來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教學服務型大學這個領域的研究上，沒有對教學服務型大學領域的集中研究，就不可能有今天在全國教學服務型大學研究中的影響。因此，高等教育學的領域研究，既是方法，也是策略。

高等教育學研究的領域，可大可小，具體要視研究者個人或研究團隊的研究能力和興趣而定。能力強、水平高，又有興趣者，其研究領域可以不斷拓展，直至滿足研究需求為止；能力弱、水平低者，其研究領域可以小一點、窄一點，小和窄到能夠把握得了的領域為止。研究領域大小、寬窄的確定，關鍵在于“度”的把握，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高等教育學研究領域一旦確定，就要在一段時間之內，甚至比較長的時間之內，咬定青山不放松，方可見成效。之所以有“專家”的稱呼，不就是一個人在一定時間內專注于某一點研究的結果嗎？關注某一點的時間長了，研究的問題深了，積累的東西多了，也就自然成為了專家。其實，也不僅僅是高等教育學等理論研究需要專注于某一領域，文學創作也是如此，也有領域意識，比如陸文夫的“蘇州小巷”、劉紹棠的“運河灘”、何士光的“梨花屯”等，就是堅守在一定領域中進行文學創作的典范。所以，選定了高等教育學的研究領域，就要盡可能將其領域中的礦石挖掘出來，并逐步占據該領域的制高點。占據了高等教育學某個領域的制高點，就是對高等教育學科的貢獻！

作者:侯長林 單位:銅仁學院

第3篇

[關鍵詞]中學歷史教育 《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 論文統計與分析 研究熱點 研究展望

[中圖分類號] G633.5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46058（2016）310001

由教育部主管、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復印報刊資料《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是專業的教學類期刊。該期刊精選并全文轉載全國歷史教育專業期刊及教育類綜合期刊中的歷史教育論文。這些轉載論文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能更好地透視我國中學歷史教育研究年度熱點。本文將以2015年《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全文轉載的歷史教育論文為研究樣本，通過不同角度的統計分析，探究2015年我國中學歷史教育研究的年度熱點，并據此展望中學歷史教育研究的新路向。

一、《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2015年度全文轉載的中學歷史教育論文統計與分析

1.欄目設置情況分析

欄目設置情況可以較全面地體現期刊的辦刊宗旨和辦刊特色，有效地反映學科的研究傾向和研究熱點，起到引導讀者閱讀和指導作者撰稿的作用。[1]2015年，《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設置了25個與中學歷史教育相關的欄目，全文轉載了98篇中學歷史教育論文。從表1可以知道，論文轉載數量比較多的欄目是《教學研究》《學科視點》《教學策略》《教材分析》和《教學設計》等。需要注意的是，《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在2015年設置的與中學歷史教育相關的專題欄目多達11個，具體為《歷史教學設計》《歷史概念教學》《學科核心素養》《歷史教師專業成長》《價值觀與歷史教學》《探究教學》《問題教學》《教學目標確立》《高三復習教學》《2015年高考試卷評析》和《歷史故事運用》。其中，專為歷史學科設置的專題欄目有《歷史教學設計》《歷史概念教學》《價值觀與歷史教學》《歷史教師專業成長》和《歷史故事運用》，一共轉載了16篇論文，其他專題欄目則是歷史與地理兩個學科共有。在這些專題欄目中，每年都出現的是《高考試卷評析》欄目。與2014年的專題欄目對比分析可以看出：2015年我國中學歷史教育更加重視歷史學科核心素養、歷史教育價值觀以及歷史教學方法等研究。

2.源雜志轉載中學歷史教育論文數量分析

《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2015年全文轉載的歷史教育論文來自25種不同的期刊（見表2）。《歷史教學》《中學歷史教學參考》《教學月刊》的論文轉載量排名前三，一共被轉載了45篇論文，大約是全年論文轉載總數的46%。由此可知，這三大期刊是宣傳和促進我國歷史教育發展的重要刊物。另外，《中學歷史教學》《歷史教學問題》《教學與管理》《中小學教師培訓》《江蘇教育》等教育類期刊也發表了一些高質量的歷史教育論文。

3.作者情況分析

（1）作者合作情況分析

統計分析論文作者的合作情況，能直觀地認識全國不同單位之間在歷史教育研究領域中的交流狀況。在《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2015年全文轉載的中學歷史教育論文里有16篇合作論文。其中，高等院校、教研部門與普通中學的合作論文有7篇，約占總數的44%。在合作論文中，同單位以及同省不同單位合作的論文有10篇，跨省合作的論文有6篇，占合作論文總數的37.5%，較2014年相比有所增長。歷史教育研究應該提倡跨地區、跨單位的交流探討，利用信息化條件更好地開展歷史教學研討，通過不同活動與全國各地的歷史教育工作者交流合作。

（2）第一作者所在單位發文分析

《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2015年所轉載中學歷史教育論文的作者來自80家不同的單位。其中，有2家單位的論文轉載量為3篇，分別是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和四川省成都樹德中學，還有16家單位被轉載了2篇論文，分別是北京市教育學院豐臺分院、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福建省寧德市教師進修學院、江蘇連云港市教育局教研室、浙江外國語學院社會科學教研部、浙江省海寧市教師進修學校、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編輯室、江蘇省南菁高級中學、江蘇省大港中學、江蘇省常熟市中學、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第二高級中學、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

（3）第一作者單位所在地區分布

第一作者單位所在地區的分布情況可以清晰反映出我國中學歷史教育研究力量的空間布局特點。由表3可以知道，《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2015年所轉載中學歷史教育論文的第一作者單位集中分布在江蘇、浙江、北京、廣東、福建、上海和四川這7個省市，說明這7個省市的中學歷史教育研究者研究中學歷史教育的熱情較高，狀態活躍，在2015年發表了更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而江蘇、浙江、北京3省市所發高質量論文數量排名前3，表明這3個省市的中學歷史教育研究水平較高，這可能得益于其教育部門和歷史教育工作者對中學歷史教育研究的重視。

（4）第一作者單位所屬系統分布

根據第一作者所在單位的系統歸屬能夠知道，我國中學歷史教育研究的生力軍分布在哪些單位系統，不同單位系統研究中學歷史教育的活躍狀態以及研究能力。第一作者單位所屬系統大致可分為高等院校、普通中學、出版社和編輯部、教研部門四大類，本研究中這四類單位系統的第一作者比重分別是32.65%、50%、2.04%和15.31%。據此可知，普通中W是研究中學歷史教育的主陣地，高等院校和教研部門的研究者也成為研究我國中學歷史教育的主體力量。

二、2015年中學歷史教育研究熱點

1.歷史課程研究

“當學生完成學校歷史課程的學習后，他們應該知道些什么？他們能夠做些什么？ 如果學生完成歷史課程的學習后僅僅積累了一些需要記住的歷史事實的話，那是遠遠不夠的”[2]。歷史學是一門人文社會科學，而中學歷史課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承載功能。一節好的中學歷史課，不但要讓學生掌握歷史知識，而且還應該熏陶學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學生的人生境界。馬維林、黃敏指出：歷史教學的最高目標應該是價值引領。歷史價值教育要培養學生的歷史意識和求真、揚善、唯美的情懷，提升學生的人生境界，引領學生感悟時代精神，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拓展學生的歷史視野，培養學生的全球意識，讓學生懂得尊重各國文化和關心人類共同命運（第6期）*。唐琴、石曉健認為承擔公民教育任務的歷史課堂忽略了“人”，弱化了歷史教學的教育價值；把歷史學科教育價值概括為“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歷史價值判斷能力的孕育”；主張通過構建學術性課堂促進學生歷史知識、學科素養和歷史意識的發展，幫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民族觀、歷史觀和時代觀，倡導適應時代需要，符合社會進步和世界潮流的價值立場；認為人性教育、公民教育、和平教育等構成了21世紀歷史新課程基本的“時代性價值取向”（第6期）。倪仲指出歷史教學中“一分為二”式的評價過于簡單化和公式化，簡單套用“一分為二”式的評價導致了歷史教育價值缺位；主張歷史教師就應該大膽摒棄“一分為二”式的中庸評價方式，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表明我們的價值取向，這樣的歷史教學才是真正用價值引領學生（第6期）。歷史教育是一種歷史認識教育。歷史課程的終極目標就是讓學生通過學習歷史，形成自己的歷史認識。陳志剛認為歷史教師應當在課程實施中進行正確的歷史認識教育，幫助學生形成富于社會批判和建設精神的現代公民素養，獲得基本的歷史思維能力（第6期）。王鳳俠也指出歷史教育的目的是促進學習者健全成長，對其靈魂以價值引領；歷史課僅有史實、僅做事實判斷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價值判斷；歷史教應抓住歷史認知和價值觀沖突的問題鍛煉、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第5期）。

歷史教育總目標的實現需要具體的教學目標的達成。徐賜成認為教學目標、課程目標、教育目標是相互作用的系統問題，擬訂教學目標應該是教育總目標在具體教學內容和情境上的投射。因此，擬訂歷史課堂教學目標必須有完整的教育視野，從教育教學的本義出發關注學生的主體認知地位，以歷史教育的價值和功能為本。他認為歷史教育功能一是存續文化傳統，二是增進社會理解，三是資佐現實發展。歷史教育要以教育目標理論研究為據，把握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大致發展線索，了解教學目標分類學的基本思想（第7期）。

2.歷史教學策略研究

“教學策略是教學步驟、方法、手段或技術的總稱”[3]。歷史學是一門富有生命力與思想的人文學科，時間跨度大，文化內涵深厚，因此歷史教學總是存在一些困境，例如學生缺乏學習興趣，難以深刻理解歷史現象，不能生成復雜的歷史思維。要解決這些教學困惑，郭子其認為教師應深思教育情境下的教學策略，通過營造知情交互的情境幫助學生進行位置記憶，促進學生靈活運用知識、習得遷移能力以及形成批判創造性思維（第3期）。歷史教學不可能依靠灌輸得到理解和內化，需要師生交流對話與教師的適當點撥。方穎基于對話教學的新型教學形態研究了“心理契約”理論下的高中歷史對話教學策略，認為在對話中建立以“安全感、信任感、責任感和共情心”為基礎的“心理契約”，有助于師生相互理解，增強交流意愿，實現思維交互和情感共鳴，師生成為學習共同體，提高教學有效性（第7期）。盧曉華認為點撥法能幫助學生深化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借助“互動”“情境”和“評價”等手段幫助學生回到歷史現場，在看似淺顯處點撥使學生逐漸深化認識，在思維盲點處點撥使學生厘清分析路徑，點明歷史線索，掃清思維盲點（第6期）。為了實現課程目標系統，幫助學生形成對所學知識的整體認知，陳善松和吳國雄倡導整體性教學策略。他們建議在實際教學中，不論是教學目標的設計，還是教學過程的實施，都從學科系統和學生實際出發，進行整體認知建構，通過整體設計教學目標、整體梳理歷史脈絡以及整體認知歷史要點進行科學、有效的歷史整體教學（第9期）。

“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4]。要學生深刻理解歷史現象，生成復雜的歷史思維，郭子其認為歷史教學應該重視詮釋方法的價值，引導學生將自我的經驗與智慧融入歷史發展進程中，設身處地地理解歷史，以獲得豐富而開放的意義，從而達成深度認識，獲得明了的歷史見解（第11期）。沈素英則認為歷史教學應該站在文化視野的高度，在課堂教學中創設富有情感的、有利于學生釋放潛能的文化背景，通過對教學內容的選擇與重組、整合與探究，將學習知識與培養能力結合，培養能力與提高認識并重，融合理性與人文精神，開闊學生眼界，啟迪學生智慧，促進學生掌握方法、形成價值觀和確立人生目標與理想（第8期）。

3.歷史教學方法研究

長期以來，歷史教學習慣于向學生灌輸大量的學科概念、觀點和原理，如果學生記住了這些知識，并能在各種測試中準確地予以復述，就被認為學生已經掌握了知識。然而，這樣的“掌握”是受到質疑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知識的學習并沒有觸及理解過程及學生內在洞察力的培養。所以，陳新民認為應該重視歷史教學設計和開展主題探究活動，讓學生經歷跨學科、多角度思考和探究問題的學習過程，促進學生理解能力和綜合思維能力的發展（第4期）。為使歷史探究性學習更有效，更好實現歷史課程目標，作為歷史課堂的主導者必須在學習主題、課程資源、學習內容、學習方法、問題情境等方面進行有效的設計、開發和重新建構（李南亮，第4期）。歷史教學中探究性問題的設置應依據循序漸進的原則，從事實性問題入手，設計解釋性問題，進而推進評價性問題，引導學生通過逐步思考，形成對所學歷史知識的深入理解，提升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其中，事實性問題是基礎，解釋性問題是深化，評價性問題是升華。只有這樣，學生在面對“你有什么啟示”“你怎樣看待”“你有什么想法”等問題時才不會出現啞口無言、信口開河、語無倫次、生拉硬拽等現象（吳波，第5期）。

4.歷史教育測評研究

表現性評價作為過程性評價的重要方法，正逐漸成為高中歷史學科學業評價的主要方式。表現性評價的標準稱為表現性評價量規。馬曉麗認為一個完整的表現性評價量規應該包括活動主題、評價內容、權重設置、程度描述、評價標準、評價主體以及評價方法和評語建議，在創制表現性評價量規時應注意把握好適切性、可操作性和參與性原則。根據國內外的研究經驗和實踐總結，她提煉出的表現性評價量規程序為解讀課程標準、確定評價內容、明晰要素特征、選擇量規類型、描述評價等級、擬定評價量規以及修正完善標準（第2期）。

每年高考過后的全國熱門話題之一就是對高考試題的評析。中學一線歷史教師通過研究解讀并借鑒文章對高考試題的評析，可以深刻認識高考試題的總體面貌及其命題趨勢，把握不同題型并總結其答題方法，從而進一步反思和改進往后的日常教學，有針對性地進行復習和備考指導。馮一下認為2014年方法類試題數量急劇增加，這將導致史學方法類試題作為一類相對獨立的試題出現在高考歷史試題中，并推動高中歷史教學重視史學方法滲透。所以高中歷史教師應該深化對方法目標的認識，更多地了解史學方法，科學地制定史學方法教學策略。（第1期）郭子其J為高考歷史試題品質的優劣在于是否立足于人的歷史思想與價值來考查歷史思維，2015年新課標全國卷Ⅰ、卷Ⅱ第40題強調歷史人物的活動與人的歷史思考，強調時代特點與思想內涵的歷史性思維，強調思想價值的滲透與思維能力培養，富有歷史的時代氣息，考查了多樣多層的創新思維能力，而且試題設問具有開放性，關注考生的鮮明個性，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第12期）。

四、結語

根據《中學歷史、地理教與學》2015年全文轉載的歷史教育論文數據統計發現，一線歷史教師是中學歷史教育研究的主體，教科研部門和高等院校尤其是師范院校，也是歷史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合著率未見明顯的變化規律，高等院校研究者和中學歷史教育研究者的合著情況增多；標注參考文獻的意識較弱，但這種情況正在好轉。與此同時，被轉載論文的平均引文數量和引文比例，說明我們的中學歷史教育研究還處在主觀總結為主的“經驗型”階段，而非“學術型”階段。

據此，筆者對歷史教育刊物、中學歷史教育研究群體提出以下建議：一是中學歷史教育研究者是背負重任的開拓者。從現有的情況看，一線歷史教師仍將是中學歷史教育的主要群體，而高等院校和教科研部門的歷史教育研究者仍將肩負著將歷史教育研究引向更高處的任務。研究者還應關注中學歷史教育中的教師和學生，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加強對歷史教育主體的研究。二是歷史教育期刊為中學歷史教育研究提供更好的平臺。雜志需要關注理論又重視實踐，亦要呼吁關注中西部地區的中學歷史教育現狀，引起中西部研究者的重視，也可以以雜志為媒介，加強東、中、西部研究者之間的交流。

[ 注 釋 ]

[1]張家輝，哈斯塔娜，喬麗娜.2005-2009年《地理教育》文獻計量學分析[J].地理教育，2010（12）：45.

[2]Peter Seixas， BENCHMARKS OF HISTORICAL THINKING：A REMEORK FOR ASSESSMENT IN CANADA[P/ON]. [2016-09-23]http：//historicalthinking.ca/sites/default/files/files/docs/Framework_EN.pdf.